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六书原理创始于中国，它不仅可以说明汉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还可以说明人类其他文字的造字和用字方法。“六书有普遍适用性”，这是比较文字学的重要发现。本文分析五种有代表性的古今文字中的六书，并把它们跟汉字中的六书进行比较研究     

从《诗经》的经典用字看汉字性质——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笔者以《诗经》的经典用字为切入点研究汉字性质,从分析六书原理、小篆字形和汉字形体的演变论证出,上古汉字是标音指义文字,“隶变”后的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从《诗经》的经典用字看汉字性质—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笔者以《诗经》的经典用字为切入点研究汉字性质,从分析六书原理、小篆字形和汉字形体的演变论证出,上古汉字是标音指义文字,“隶变”后的汉字是指义标音文字。     

谈古典文字问题

客：中国有“古文字”说法,没有“古典文字”说法。“古典文字”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古文字”和“古典文字”的含义,区别何在？主：“古文字”是历史概念。汉字的“甲、金、大小篆”都可称为“古文字”。“古典文字”是类型学概念,说法来自西方。初指丁头字（楔形字）、圣书字和汉字（“三大古典文字”）,后来加上玛雅字和云南彝字。他们外形彼此不同,而内在结构基本一致,都是自源文字,有意符、音符和定符,能用“六书”说明,都表“语词和音节”,都是表意兼表音。在人类文字史中,他们是“原始文字”和“字母文字”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     

计算机时代的汉字形位分析

有两种研究汉字形体结构的方法。一为字源分析法,即通过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来构拟最初的造字原理。典型代表是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对汉字形体作静态的共时的研究方法。按照索绪尔的观点:文字的符号是任意的,字母的价值就在     

假借与汉字简化

我们的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汉字的研究,历史也很久远。所谓“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说,就是古人在两千年前总结出来的关于汉字的创造和使用的六条原则。而“假借”则是“六书”之一。“假借”既然是汉字的一条规律性的东西,在汉字的发展史上必然有其一定的意义;在仍然使用方块汉字的今天,也必然还有其一定的意义。因而,对它有讨论一下的必要。     

正确认识汉字造字原则——对《六书献疑》一文的几点质疑

最近,我们拜读了俞敏先生的《六书献疑》一文(见《中国语文》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俞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六书”本身和在大学中文系开“六书”专题课作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与“六书”相并列的“加笔”、“减笔”、“变笔”、“反文”、“倒文”等造字原则。俞先生的文章对启发人们认真地、科学地去总结汉字的造字规律是有作用的。但是,有些观点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汉字造字规律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很有商讨的必要。下面分三个方面谈谈我们的意见。(一) 首先,我们要指出一点,“六书”不是东汉许慎的发现,不能把对“六书”的研究和“宗仰许氏”等同起来。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许慎的名声很不好,据说他是“反秦始皇”的“儒家”,是主张“复古倒退”的。许慎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如何,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我们不同意把研究六书和“宗仰许氏”等同起来,倒不是怕也成为“复古”     

论郑樵六书学说之不足

本文对郑樵的“文字有间”、“书画同出”、“子母相生”、“建类主声”以及“有义之假借”等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不尽合汉字事实，“书画同出”掩盖了“书”“画”的根本区别，“子母相生”“建类主声”是自相矛盾之说，“有文之假借”导致六书假借的混乱或取消。     

略论《说文广义》

<正> 《说文广义》是王船山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虽时隔三百○一年,对我们仍然富有启迪作用.值得我们研究。一、重视六书,强调正确用字王船山在《说文广义》的发例里,首先就说明了他这部著作是“奉六书为宗主,以广《说文》之义。”六书是关于汉字构     

环形思维结构与直线型思维结构——孔子《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文体之比较

本文试图就孔子《论语》与柏拉图《对话录》的语言文字特点、修辞学特点、逻辑学特点三个方面,比较东西方的直线型和环型两种思维模式,并作一些初步研究。一以象形性为特点的汉字构造异于以读者为特色的希腊字母文字。从文字学史上看,汉字尚处在表意文字阶段。“六书”的确定就说明了这种文字的重形轻音性。它易给人的视觉造成一种“临近感”,一种蒙太奇。读者往往是以字观物,以物构象,形成意象的复合体。尤其是汉语中的拟声词,如“轰隆”,“唏嘘”或“咭咭呱呱”,它们同时刺激你的眼耳,造     

关于“厶”字的象意特点及几个证明

唐兰先生的“三书说”，比之东汉许慎的“六书说”更加贴近造字之初的实际情况。象意造字法是象形造字法的开创性发展。象意文字有的就是一种形象，但是，它的特点是在形象以外即字形以外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正是因为象意文字为抽象概念的造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才没有使汉字像其他古文字一样，被纯表音的字母文字所取代。古“厶”字就是一个象意文字，与它有关的几个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浅论古人的造字智慧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永葆青春的文化精灵.它的创制,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也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心血和智慧.而这种智慧的集中体现,就是传统“六书”.     

浅析错别字

一、错别字现象普遍存在汉字属表意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错误字，可以说伴随着汉字的产生而产生，自古就有之，古人在书写汉字表情达意时，难免会写错和用错字。现在我们读到文言文中那些“通假字”，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文章中写的错别字。东汉大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的“六书”之一的“假借”用字法也证明了这点，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语言中有了某个词，但还没有表示这个词的字，于是就在通行字中找出一个同音字来替代，实际上写的是“别字”。可是，社会发展到高度…     

认知理论背景下的汉字结构研究

汉字是汉民族认知活动的工具与结果,汉字的构形特点反映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与认知理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以人为本的社会理念、科学的世界观、理性的辩证思维与积极的修辞动机.“六书”的构形理念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具有高度的可比性.我们可用认知理论的基本观点释解汉字结构的一些问题.     

郑樵的"六书"创见

《六书略》是将六书理论与汉字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文字学的著作,虽然从理论到归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作为全面以六书统属汉字的著作,其开创之功是必须承认的。可以这样说,郑樵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以六书条分所收汉字的文字学家,其理论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较大。     

“假借”也是一种造字的方法

“假借”是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阐释的“六书”理论之一,后人的解读众说纷纭。“假借”究竟属于造字法,还是属于用字法,成为论争的焦点。从实例分析中得到证明,我们应该把“假借”视为汉字演变的过程,它是汉字的使用方法之一：但从“假借”过程的结果来看,它又创造了一批新的汉字（同“形”而且同“音”）。     

论《说文》“转注”及相关问题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转注"属于造字法问题,但讨论的并不是具体某个汉字的构形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汉字孳乳繁衍过程中的规律原则。应该认识到汉代学者的"六书"概念具有层次性,他们谈论的"造字法"不仅仅是汉字字形的形成问题,还包括如何用文字记录语言中的词语意义问题。     

试论转注假借是造字之本

传统均认为,数以千万计的汉字,从结构上分析,有六种造字方法,这就叫六书。后人却将六书分为两类:一为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一为用字法(转注、假借)。但从构成汉字实际考之,六书之二的转注、假借仍是造字之本,不是用字之法。此说始见于汉代刘歆《七略》“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转录于班固     

文与言关系视角下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

探讨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应在文与言的关系中进行.从文言关系角度出发,汉字与拼音文字在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在文字与语言互动的过程中,汉字与拼音文字对应语言分节点不同;从文字与语言的连接方式看,汉字与拼音文字存在理据性与任意性的差异;从“道”与“器”的关系来看,汉字重“器”更重“道”,而拼音文字重“器”.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新“三书”说

"六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结构方式而总结出来的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也是中国最早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通过对"六书"说、"三书"说进行详细的历史考察与评述,并结合西方学界文字学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将我国传统的文字学研究置于国际比较文字学视野下,能够深入地探讨文字创造背后的理念和方法,进而推动我国文字学研究的进展。鉴于我国现有的"六书"说、"三书"说,以及"西洋三书说",多是对现有文字进行结构分析所得出的分析模式,忽略了对古人造字时所持的理念和方法的分析,故可以提出新"三书"说:一曰图绘。古人造字首先采用图绘,将实物的形象描绘出来,即绘物成文。二曰假借。通过借形表音创造文字。假借是人类文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一切文字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三曰后假借。有的文字体系沿着假借继续向前发展,逐渐淘汰图绘文字,发展成为表音节的音节文字和表音素的音素文字(二者合称拼音文字);汉字则采用了形符和声符的组合,从而创造出形声字。到秦汉以后,汉字体系发展成熟,成为一种既表形又表音的独特文字体系。至于文字在后假借阶段向哪个方向发展,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以及历史的、文化的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存在优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