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从“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其史学理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经世”、“明道”到主体史观的思想演进过程 ,以及由“史意”而“史评”而“史学”的主体意识完善的过程     

论胡三省注《通鉴》地名的得与失

注释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显著特点之一，历代史家有着良好的注史传统。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训音释义、校正文字、拾遗补阙、辨正异同等几个方面。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注《通鉴》，继承了历代注史的优良传统，功绩卓著，被后人誉为“《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本文就胡氏注《通鉴》地名的得失，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述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中观史学与史家体验

中观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史学认知视角，对史家的体验视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史家的体验视域有一种明确的界定。即，史家的体验视域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从史学史上看，那些最有价值、写得最为出色的历史著作，往往都与史家体验有着极为密切和亲和的关系。区别在于，有的历史著作只是部分地包含有这种史家的自我体验，有的历史著作则是整体地包含有这种史家的自我体验。历史学家的体验视域一般以历史学家的个体存在的一生时间为界限，而这一界限恰恰构成了中观史学的天然框架。中观史学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它是历史学家基于自己的体验视域所进行的一种历史思考。这种历史思考的特殊优越性就在于它最有可能使历史学家产生出深刻生动的历史感     

王夫之的正统之辨

饶宗颐先生言:"中国史学观念,表现于史学史之上.以'正统'之论点,历代讨论,最为热烈."[1]1这话说得很对.在重视发挥史学经世功能,又以君主制为核心的古代社会,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汉书》写历史变化

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过程，中国古代史家对于探讨这一生动而又复杂的特有现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理论研究上不断取得进展。这不但推进了中国史学的进程，同时也给予社会以有益的指导，显示出史学的特有价值。班固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用历史变化的基本认识指导自...     

中国古代褒贬史学论略

褒贬史学发端于春秋笔法,是经世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著史者在撰著过程中主观意志的参与,要求根据儒家伦理精神对所记述的人和事进行评价,而且这种评价往往侧重于道德评判;在褒贬史学的发展过程中,著史者对所记述的人和事展开评判时使用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模式。具体而言,褒贬史学是包括表现形式、书写原则、重要理念与核心精神等四个相联结的层面的整体,不仅仅体现在一部或几部史籍之中,而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史学实践活动之中,因而它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     

在史学批评中认识史学——试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

先秦、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早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为后世史学批评的发展积累了思想资料,并初步奠定了史学批评发展的三条路径:一是对史家素养及职责的认识,二是对史学社会功用的认识,三是对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之关系的认识。揭示、梳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发展的路径,从中总结出一些略带规律性的认识,从而明确前人所论必有其传承,今人研究也自有其渊源,希望推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研究。     

近六十年来的辽金史学研究

辽金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辽金史学的研究,近六十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某一具体方面,如修史制度、史书与历史文献、史官和史家、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都有可观的成就。这些对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认识辽金史学和辽金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新史学中的传统因素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在近代举起了史界革命的大旗,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它借鉴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但探其源流,新史学有着深层的传统经世思维根源,其目的仍然是经世致用,并在新史学后期出现了向传统的回归。新史学是传统的经世思维与西方先进理论学说融合和创新的产物。     

试论南宋浙东史学

浙东是中国史学的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史家辈出,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对南宋浙东史学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试论南宋浙东史学》一文,系统论述了浙东史学的历史渊源及南宋浙东史学的分支、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史料翔实,立论也有新意。     

论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贡献

唐太宗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他是设馆修史制度的创立者，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力提倡编撰史书，亲自撰写《晋书》四论；继承和发展了史学“褒善贬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历史学有科学与艺术两重性,而我们一直仅以科学范式研究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史学,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传统史学的几个重要理念都可以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尚简”观念呈现了艺术观念对史学的结构性入侵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史意”不仅是“意义”是“意味”,不是指可以陈说出来“史学理论或历史观”,而属于无法言说的默会知识;“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分类也不是体例之分,而是体类之分,而且可以与“艺术科学”对译。     

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模式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衡评模式，可以分为政治伦理性衡评和准学术性衡评两大类。但准学术性衡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并未构成历史学家史学操作的主流。作者从政治伦理性衡评的形式、方法论等层面集中论述了传统史学的功能、作用及影射失学等问题。作者指出，传统史家从政治伦理性的单一维度来认识和解释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不是从社会的发展、运行和演化中进行历史主义的考察，而是满足于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伦理价值判断，满足于对历史现象的褒贬惩劝，这类衡评应归入伦理道德的价值体系中，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一衡评模式体现了儒教伦理纲常和当朝现实政治的需要。     

论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差异及其特征

本文探讨中国与西方史学的基本特征及其差异。认为:中国史学从萌芽时起就是以“王官之学”的面目出现的,编纂史书、撰写实录几乎一直受到朝廷的严密控制;在西方,史学则萌芽于古希腊的民间诗人和纪事家,基本上可称为“私学”。这种不同的萌芽与开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中西方古代史学的发展模式及其价值取向。由于中国史学完全是为巩固封建王朝的挽治秩序服务的,因此具有明显的褒眨惩劝、资治垂训的封建伦理化倾向,过分强调“直书”和“实录”而缺少理性的思索和分析。而西方史学则更多地表现出“求真”和“探索”精神,注意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揭示和规律性的认识,从而使古老的历史学有可能发展成为历史科学。     

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

日本古代的史学，主要受中国史学影响。其中，儒家的修史观对日本古代史学的影响，尤显深广。其影响主要表现为鉴戒史观和正统论。一以历史为治者鉴戒，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这是中国儒家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特色。孔子说自己“信而好古”（《论语·述...     

试说《儒林外史》为“儒林”、“写实”小说——兼及鲁迅“讽刺之书”说的思考

《儒林外史》在题材上是一部写明代以及清代的“儒林小说”,它源于史家“实录”精神的高度“写实”的文学成就,虽使其有“足称讽刺之书”之誉,但“讽刺”仅其“写实”效果的一面,又系读者“受性”自得,而非作者有意为之.《儒林外史》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写实”,而非“讽刺”.《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优秀、最纯粹的“儒林”题材“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浙东史学流派简史[论纲]

浙东地区在历史上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宋三百年间,更是书院林立,学者迭出,讲学论道蔚然成风,号为“邹鲁”、形成所谓“浙东学派”,而其主要成员皆注重史学,其主要贡献亦以史学著称,所以浙东学派实质上是一个史学派别。元明时期,整个中国的学术文化均处低谷,浙东地区的史家们虽亦受影响,但却能在低谷中求生存,依然承接宋代浙东史学流派先辈们的遗绪和精神,为史学作出应有之贡献。特别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变迁,浙东史学流派再度崛起,并终于走向它繁荣的顶点。总之,从宋至清,浙东无数史家在大致相同的精神鼓舞下,著书讲学,师友相传,共同为史学开辟天地,成为一个独特的史学流派。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持续最久的史学派别,为中国文化史上所罕见,而其精神更让人敬佩和仰慕。兹简述浙东史学流派发展史如后,因篇幅所限,文中详略不一之处,敬请读者鉴谅。     

跨学科交流：发展中国史学理论的构想

世纪之交，展望未来，不少史家强调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更有学者认为建立严谨、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是目前中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众人所关注的理论既包括通常所说的历史理论——对过去的系统阐释，也兼指史学理论——对研究过程的系统概括。的确，治史者不仅要沉潜书山，钻研具体问题，还要更上一层楼，善于归纳总结一般性判断，构建对“过去”的理论诠释。这一工作并非一蹴可就，必定漫长艰辛，但对中国史学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     

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中国古代史家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样性,在史书中设置了专传、合传、类传等传记形式,用以反映历史人物的这一多样性特点,并从不同侧面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进而阐述了评论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