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小说"断裂"本质的双重内涵

“新生代”作家在1998年发起的“断裂”问卷已引起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有关“断裂”本质的论争可谓众说纷纭。从“断裂”行为所呈现出的作家文化心态入手,具体分析“断裂”本质的双重内涵。     

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国现时作家“玩文学”心态析

当今文坛上有一种现象令批评家们担忧:一部分作家正挥舞着“玩文学”的大旗在四处“冲杀”。“玩小说”、“玩诗歌”、“玩报告文学”,一个“玩”字总是十分潇洒地悬在嘴角,仿佛持一种很轻松的情绪在文学这条“寂寞之道”上悠然地踱着方步。“玩”字下面,文学仿佛已不再是神圣的事业,作家们也不再自欺欺人地默认或宣称自已是崇高的人类精英,文学与作家之问一种很“圣洁”的关系被轻描淡写地抹去了。由此,使命感     

从《傲慢与偏见》看简·奥斯丁的“灰姑娘情结”

“灰姑娘”故事作为文学中的一种基本爱情模式和创作原型,已内化为作家创作的一种潜意识,这在简.奥斯丁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通过解读《傲慢与偏见》中的“灰姑娘”式的女性形象,旨在阐释作家潜意识中的“灰姑娘情结”及其女性意识。     

一部充满现代“神话”美学理想的剧作—《原野》

周恩来同志曾说:“曹禹同志是有勇气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在创作上,他从来不满足旧作而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无论在思想和艺术上,《原野》都是作家积极探索的产儿,表现了作家敢于探索自己未曾探索过的新课题的勇气”。曹禹自己也说:“《原野》写的是又一条路子”。作家的视野已从都市扩大到农村;从权贵者、知识分子,市民投向了农民。当时曹禹所面临的农村的历史状况是:“五四运动和新的思想还没有开始,共产党还未成立。在农村里,谁有枪,谁就是霸王。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中”。由此可见,作家所要探索的是农民的生活地位和命     

一个"流浪者"的"艺术欺骗"--论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的恋童情节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是后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因其恋童情节的描写而引起广泛争议。这种恋童的畸形情感实际是作家作为流亡贵族的内心苦闷情感的畸形表达,这种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后现代的表达已超越社会基本伦常的底线,虽然作家曾多次表白“艺术是欺骗”,但“艺术欺骗”不应是作家回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     

论日本的“泉镜花热”与“泉镜花现象”

泉镜花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却被视为“异端”和“非主流”作家备受冷落。然而在其辞世近四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又掀起了“重新评价”泉镜花的热潮,出现了“泉镜花热”。随之日本文学界将其视为“被遗漏的名家”,对镜花文学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持续性研究,如今已确认其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研究镜花文学前后所经历的被“遗漏”、“重新评价”和“持续性研究”这一“泉镜花现象”将会为我国的民族新文学发展提供借鉴。     

有岛武郎的创作观及小说《叶子》

有岛武郎是日本“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但他的视野已远远超出了“白桦”派的创作思想范畴,他倡导的新理想“一元生活论”和“本能生活论”猛烈地冲击了当时的注重理智、循规蹈矩、排除热情、禁忌欲望的基督教上层社会。作家通过小说《叶子》,对当时社会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充分地体现了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目前学术界对于《叶子》（又名《一个女人》）这部作品的优美的语言技巧、“梦幻”的描写、“叶子之死”的评论较多,但是对于作家的新理想主义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于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评论也不多见,对此,文章试图通过对《叶子》这部作品的分析,从作家的新理想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来透视作家的思想及创作观。      

无边的神圣——对张承志小说的宗教诗学透视

张承志是一个以信仰为文的作家 ,信仰作为一种特殊而抽象的精神取向和价值提升 ,已成为贯穿作家为文为人始终的诗意积淀。本文以张承志的小说为切入点 ,试从“意义求取”、“时间哲学”、“沉醉体验”等三个维度对张承志的宗教人格做出宗教诗学的内部深层透视     

宁夏“城市文学”缺失现象浅论

新时期以来，宁夏的文学创作已成为宣传宁夏的一张“名片”。但是，宁夏作家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致使宁夏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为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小省干大事，小省出大文化”战略的一种回应与期待，宁夏作家必须正视当下的城市心灵，思考应该如何超越农村和切入城市生活，或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可以沟通的途径，从而超越作家自己的存在半径，创作出具有宁夏特色的“城市文学”。     

一个“流浪者”的“艺术欺骗”——论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中的恋童情节

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是后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但因其恋童情节的描写而引起广泛争议。这种恋童的畸形情感实际是作家作为流亡贵族的内心苦闷情感的畸形表达，这种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后现代的表达已超越社会基本伦常的底线，虽然作家曾多次表白“艺术是欺骗”，但“艺术欺骗”不应是作家回避社会责任的挡箭牌。     

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述考

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之间关系非常复杂,其成员构成变化大体可表述如下:莽原周刊时期以狂飙社作家群和安徽作家群为主,以狂飙社作家群为“第一集团军”,安徽作家群为“第二集团军”;莽原改组后,“退稿事件”发生前,狂飙社成员仍属莽原社成员,只不过由“第一集团军”变成了“第二集团军”,以安徽作家群为主的未名社成员则成了“第一集团军”;“退稿事件”发生后,狂飙社成员再未在半月刊上发表作品,这时的莽原社已名存实亡,《莽原》半月刊成了未名社的机关刊物。     

巴山作家群文化品牌化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代代巴山作家不断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已形成了“巴山作家群”文学派,并初步奠定了文坛地位。巴山作家群的文化意义发掘很有必要,其文化品牌化的过程是作家、评论家、文学受众、政府与研究机构等广泛长期推广与生产的过程。以巴山作家群整体为研究对象,从对已成名的巴山作家作品再升华,新的巴山作家作品不断创作,巴山作家作品文化品牌创造三方面进行研究,力求得出实现巴山作家群文化品牌化的高效路径与方法。     

植根农村的童话作家

郑庭悦被省内文学界誉为“农民作家”、“童话作家”,记者慕名来到恩平市君堂镇石谭村采访。已过花甲之年的郑庭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97年加入省作协,     

浅谈《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自从公正的舆论摘掉了司汤达头上“二流作家”的帽子,确定了他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以来,他的一部《红与黑》更是倍受世人阅读和称赞。然而,这部杰作中作家的正面英雄于连,却一直被人毁誉不一。这似乎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马拉松案”。这椿公案,在我国已作过结论。因此,于连已作为一个虚伪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卡列宁—隐秘的冷酷和伪善的典型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特征,是“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这一特征,在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写出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在对俄国贵族官僚社会的代表卡列宁的描写上,便已体现得十分鲜明。     

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

从写作姿态与都市意识的对应关系出发,对几年来的南方“新都市文学”作了一次整体性的梳理。作者认为,“认同和媚俗”姿态使作家流于现象的摹写而不可能触及新的都市意识;“寻觅和探索”姿态使一批转型期都市人物典型崭露头角;“批判与重构”姿态则为新都市的理想模式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完全意义上的“新都市人”尚未在“新都市文学”里出现,但一些新的都市意识已开始在一些作家的作品里萌芽     

浅谈《红与黑》中于连的形象

自从公正的舆论摘掉了司汤达头上“二流作家”的帽子,确定了他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正确位置以来,他的一部《红与黑》更是倍受世人悦读和称赞。然而,这部杰作中作家的正面英雄于连,却一直被人毁誉不一。这似乎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马拉松案”。这椿公案,在我国已作过结论。因此,于连已作为一个虚伪的极端的个人主义     

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京派的叙事态度与小说文体

<正>“京派”之称是一种沿用。1927年前后现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但仍有一批已知名的作家如周作人、杨振声、俞干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林徽因等人继续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形成一个作家群落。当时也有称之为“北方作家派”,或“平津作家群”。它是当时“左联”(含“北平左联”)之外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没有正式结社,主要由几所大学的师生聚合为一个松散的群落,逐渐形成大体共同的文学思想及审美旨趣。他们出版的《络驼草》、《文学月刊》、《水星》等刊物带有明确的流派意识以致形成京派雏形。特别是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可     

目前作家的文学处境

已充分拥有文化支配地位和话语权利的文学媒体使作家几乎失去了独立的创作空间,追求“卖点”和过分强化文学娱乐消费功能的价值取向使作家面临尴尬的错位,既是职业劳动生产者又是艺术审美创造者的角色认定使作家陷入两难之境,这是目前作家的文学处境。在这样的文学处境中,尤其要强调作家的文学抱负,重提文化启蒙以提升大众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