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成语文化透视

从成语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现存出自《战国策》的成语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通过成语看纵横家的人生观、说辩艺术、战国时代的人文精神及科学思想。     

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传统论析——以纵横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

在西方外交理论的强势话语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亟待突破。近年来,学界已触及纵横家的外交思想。尤其是道义现实主义对东周时期霸权含义的重释,开启了具有中国思想传承的崭新国际政治理论范式。实际上,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春秋五霸道义与利益并举、实力与合法性并用、注重秩序的非零和博弈同战国时期列国兼并中以利益、实力为先,视道义为个别国家的纯粹工具、注重利益关系建构活动的零和博弈呈现出道义现实主义的高低两种形态。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利益现实主义可谓道义现实主义的基本起点。目前,对论证纵横家理论的《鬼谷子》的分析,以及对记录纵横家实践的《战国策》的整理都还不够。尤其是纵横家以"阴""阳"为"害""利",以"言象事比"语义学为辞令,以"揣情""量权"为主客观依据,以"内揵""抵巇"的利益关系为依据的外交策略尚未被论及。基于对《鬼谷子》的哲学分析,结合对《战国策》案例的全面整理与详细分类,本文努力探究纵横家利益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将其与西方传统现实主义进行对比,阐释其作为道义现实主义初级形态的地位并且分析其当代借鉴,希望能抛转引玉,有裨现实。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司马相如的末代纵横家心态及其对汉大赋的影响

汉赋有纵横家余韵.作为"文士",司马相如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纵横家心态的末代纵横家,正是他的末代纵横家心态,成就了汉大赋铺张扬厉、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等风格特征.     

简论《战国策》的语言特点

《战国策》是我国文艺宝库中一部宏伟的历史散文巨著。它的基本内容,是记载战国时代各诸侯国谋臣策士和纵横家的事迹,而重点记录了纵横家饰言巧辩的说辞。这就使它在先秦历史散文中,以言辞“辩丽恣肆”与“敷张扬厉”而独树一帜。历代文人学者对《战国策》的语言曾给予高度评价。宋人李文叔在《战国策后》里赞许它“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下绝来世”。明人李梦阳在《空同集.刻战国策     

明德、新民与至善——涂又光先生“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释解

涂又光先以哲学为基础,进行文化研究,又透过文化视野,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律。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不在"别处",就在《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在于修养人格整体,"新民"即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最佳关系,"至善"则为教育发展的最高追求。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论彝族“德古”文化的意义及其规制

彝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惯法和纠纷解决机制。在今天的凉山彝族地区,既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也是由于人们现实的需要,"德古"调解依然是彝族群众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方式。探讨如何利用"德古"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传统的法律职能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更好地为今天的法制建设服务。     

道家思想中的权能经验及思想——以“道”和“德”为参考初步观察

道德是权能的重要表现,是构成及维持人类社会功能的权能模式,道德的权能可以说是文明秩序的骨干,"道"无处不在,无穷无尽,具有整体自反的特性,使自己不断重造再生而为万物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元或泉源,"道"有超越性及内在性的特质,其内在性特质又称"德","道"与"德"在权能基础上本质是相同的,"道"是"德","德"是"道";原创字"道"字的原本语义内容是道的人的图腾物体,"德"字的古意也隐含于"道"字的形符,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的权能及能力为重点;"德"是持久正直的活动或行动的善德或超卓,人类虽有能力达成,但要实现正当或真实的人性,仍须靠努力;从广阔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传统或是我们开展研究事业的最佳位置,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正确认识太古时期的语义学中的古代逻辑及文法。     

利簋铭“岁鼎克”的再认识——兼论“岁星当空”诸说的困难

利簋铭文"岁鼎克"之"岁"有四种解说影响比较大,但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岁"字解释成岁星、祭祀名、抢夺九鼎均有困难。"岁"是"右史利"的名,"岁"与"利"一名一字。"岁"本义是斧头、镰刀之类的砍削切割器;"利"本义是锋利,"利"与"岁"名字相应。铭文记载右史利因占卜预测准确,受到周武王赏赐,因而作铜器记载荣耀。"岁鼎克"不能解释为"岁星当空"的天象,用来作为商周之交天象断代的依据。     

《鬼谷子》谋略思想述评

一、《鬼谷子》概说《鬼谷子》是纵横家仅存之著作。该书一向有真伪之争。关于作者及成书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体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认为该书是战国时代一位号称鬼谷先生的隐士所著。关于鬼谷先生,《史记》及多种文献作了肯定性的记载。二是认为该书是“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所著。三是认为该书并非成书于战国时代,而是更为晚出。究竟是何时著作,则从东汉至六朝,也各说不一。大体而言,历来“伪作说”较占上风,但持“非伪作”观点     

以德抗位:先秦儒家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抉择

"德位合一"是先秦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原则,体现着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政治理想。郭店简填补了先秦儒家德位关系思想演进中的缺环,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者在德位不一致的情况下,"以德抗位"的几种不同表现形式:在"德位相济"的原则下,孔子开启了"以德谏位"的传统,以温和的"讽谏"方式规劝在位者,体现出礼的规范性。子思也强调"以德抗位",但发展为"以德责位",表现出更强劲的姿态。孟子进一步提出"以德易位",是儒家德位关系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以德责位"与"以德易位"都程度不同地强调士人的独立性。荀子从建立制度角度出发,提出君臣都应"以德配位",回复到"德位相济"这一原则,大大丰富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表现出更加务实的态度,体现了新的政治思维模式。先秦儒家"以德抗位"的精神对后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王褒《四子讲德论》之探讨

《四子讲德论》是西汉王褒的作品。虽以"论"为名题,尤《文选》归入论类,但这篇是沿用楚辞司马相如的问答方式,且采用纵横家的口气而写作的典型赋作。王褒假设微斯文学,虚仪夫子,浮游先生,陈丘子等四人。王褒居于掌握全局的地位,充分运用四个虚构人物的讨论之妙,达到"宣风化于众庶"之效果。这篇虽然不能摆脱为禄而写的清客文学之讥,但是在修辞造句上,下了极大的工夫;内容上,于歌功颂德之中表现讽喻之义,可谓用心良苦。在当时是属于较少见的长篇说理赋。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中的“德物岛”海域

唐高宗出兵百济时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分别指的是今韩国大阜岛和德积岛。但就地理学范畴而言,"得物岛"实际上应该就是"德积岛",由于唐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史籍中"德物岛"和"得物岛"这两个音同字异的名字,以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地理指向。这正是"德物岛"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直接体现,"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

道德的根本问题是义利观的问题。孔子认为"义"首先包含道义,其次应包含义务。孔子认为"义"是人行动的最高规范,是维持君、臣、民关系的法宝。孔子认为"利"虽然人人需求,但应当"利民惠民我不贪利"。在孔子的义利观中,"义"和"利"是对立的概念,他褒"义"贬"利",同时又认为"义"和"利"是辩证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在历史上留下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应当重温孔子的义利观及其影响,辩证地处理"义"和"利"的矛盾,行"义"以达其"利",争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     

论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人神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把神和人分开,古代帝王籍此以"礼治"代替"神治"并使其统治权获得"合法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绝地天通"的人神观是古代帝王倡导和实行的祭天保佑的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的思想源头,也是其倡导和实行的"礼治"统治思想和统治模式合法性的思想根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过程中,"绝地天通"人神观产生了三个重大现实意义,即:德本思想被确立、"礼治"思想深入人心、统一的国家观初步形成。这其中,人们的共同话语开始形成,政治认同逐渐形成,政治整合有效开展,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的关键要素。这个历史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的国家性质,国家依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仁政·性善·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孟子继承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结合战国时代特定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主要表现为"仁政"的社会理想、"性善"的道德思想、"浩然之气"的个性文采.他认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道德之间具有着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联系,"性善"不仅是"仁政"的人性基础,也是"浩然之气"的心理根源.     

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一般来讲,"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为应对世界各民族国家进入全球性竞争时期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实,中国战国时代产生的"文化"概念,早就具有"软实力"的思想内涵。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人文化成"的角度,对"文化"具有"化入人心"的无形而巨大的力量提出了系统的思想理论。     

"德才兼备"的当代诠释

德才兼备是任何时空下选拔官员的基本准则,但"德"与"才"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德"应该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才"应该包括业务知识与素质、管理知识与素质和法律知识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