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

1999年盘峰诗会引发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论争,将诗界拉入了旷日连绵的纠纷之中。论争是诗坛“痼疾”在新形势下的总爆发,也和话语权利争夺等非学术因素密不可分;论争没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许多结论不够公正,但论争为诗歌发展提供了契机,增添了诗坛的生机和“人气”。     

抵抗与批判--近年文学的民间意识与文化政治问题

近年文学民间意识的自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应,它在很多方面都与全球化之间构成了抵抗性的文化关系;另一方面,以民间文化立场对于现代中国主要包括“革命”与“改革”的历史经验的批判性书写,也使民间意识对本土内部的主流文化构成了批判。“民间写作”对于民间资源的吸纳应该警惕“民间的形而上学”,以避免思想艺术上的各种问题,从而使抵抗与批判更加有效。     

主流话语的生活化表达——《三里湾》话语类型与文本构成分析

本文认为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中的生活化叙事与民间话语形态的采用并非是基于他的民间立场,而是将实现主流话语的斗争性方式转化为生活化的叙事,同时利用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中与主流话语具有同构性的因素来结构文本,通过主流话语对其它话语的渗透,从而实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一意识形态审美化的创作目的。     

身体写作与女性话语的建构策略

身体写作是女性作家以身体作为语言表达自我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在表达女性话语的同时也由于对身体和欲望的展示而陷入两难境地。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语境和女性性征,并与男性达成和解。女性个人叙事话语、女性美的价值标准的确立与鲜明的女性意识是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

全媒体时代,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需要教育者把握全媒体的信息传播规律,根据教育情景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习惯,调适和改变原有的话语方式,用受教育者更愿意和更乐于接受的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教育内容。全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换路径,一是要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队伍建设,增强话语主体的理论阐释水平、提升话语创新能力、转变话语表达方式,以此来应对全媒体时代去中心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二是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质量、丰富话语创新形式,深入推进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融合、主流话语与网络话语的协同、叙事话语与情感话语的互补,积极探索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既有统一意志又能凸显个性的叙事风格;三是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环境建设,通过营造良好的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发挥全媒体“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优势,完善话语监管机制等方式,着力破解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处理好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之间的矛盾,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转化效果,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多重身份及修辞策略

女性文学的实践历程，就是女性对自我性别加以辨析和确认的过程，也是一个寻求和建构女性自身主体性的过程。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大致经历了独立意识、平等意识、性别意识、历史意识、话语意识五个阶段，并因不同历史时期或显或隐的复杂语境对于作家创作的制约和影响，女性写作活动中的主体身份呈现出多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叙述主体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诸多叙事因素的设计变化上。同时，因写作身份的调整而促生的修辞策略的变化，也通过作品中或认同、或对抗、或犹疑等不同的叙事态度及话语方式充分呈显出来。     

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暖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话语为主导的传媒语境呈现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文化霸权”特性,它与市场经济合谋,建构了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景观。在传媒语境的笼罩下,文学叙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尊独大”的历史合法性失效。由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主动调整话语策略,不仅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下沉”的姿态面对文学,而且还通过“激励表彰”和“宣传评介”等手法满足作家的“逐利”需求,同时也对作家借用大众文学的美学符号达成“谅解”。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关系表现出多维选择流向。     

自居边缘的文化策略——现代湘籍作家泛方言写作动因论之三

现代湘籍作家大量运用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化动因与20世纪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时代文化语境下的西方话语资源和来自民间的本土话语二元互动、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生活命运的改变以及与地域文化地位的因素息息相关.沈从文以"乡下人"作为自己文化身份的自觉选择、周立波自居"中心"而不能忘怀"边缘"、韩少功对"边际人"语言困境的清醒认识等都是时代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湘籍作家们自居"边缘"眺望"中心"的身份定位和文化选择.高度重视母语方言资源成为他们的共识,并由此开拓出一条条成功的泛方言写作之路.     

在新全球化语境中引领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

新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构成马克思主义当代语境。破除学科壁垒、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与思想对话 ,不断激活和张扬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精华、文明活的灵魂的本真性 ,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对话本质上是基于新全球化时代交往实践之上、在“时代精神”与“时代精神精华”之间展开的、以新全球问题为核心的思想撞击和融合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

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涉及到用格致之学包含的科学精神实现天人合一;用纲纪学说包含的人文精神解决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用修养学说包含的宗教精神解决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按照儒家这三种精神来解决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钟肇政的客家文化与书写特征

1982年台湾文学评论界第一次提出“客家文学”,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钟肇政就着手进行客家身份认同书写。钟肇政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可以从他对客家山歌、采茶戏的书写中清晰地看到;而他的客家硬颈精神认同书写,则表达了客家人傲然立世的豪气;客家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大陆文化,有着深切的土地情结。     

女性自我的追寻者：－论茹志娟的小说创作

以"文革"为界,茹志娟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由"微笑"到"深思"的发展过程,在审美理想、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当我们转以女性意识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她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存在,那就是作者难以割舍的对女性自我的追寻.因为外在环境的制约,这种追寻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也还是缩手缩脚的,甚至是隐在的,但它却表明了作者对女性自我的尊重和固守.而且,这种隐在固守在新时期到来以后,便如经冬的春笋,破土而出,成了新时期女性文学勃兴的"春之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中的自然书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业已成熟。其自然书写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有以下三方面:1.自然书写的乡情体现;2.自然书写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3.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这既继承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又融会现实时代精神与人生体验,在“生态学时代”的新语境下焕发出光彩。     

群体关怀与个体言说--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读解

女性写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总体来看,80年代的女性写作统合于男性话语之中,其主体意识尚未从根本意义上得到释放与舒张.90年代的女性有着更为自觉、自由的女性意识表达."私人写作"成为一道鲜活景观.注意实践品格,向更高的精神文化层面提升,是新世纪女性写作所须拥有的一个理性前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话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话语、民间伦理话语、原始人性话语和原始自然意识组成了民间话语的基本结构,对此,我们应该在现代性话语重建的基本关怀下进行相当切实的审理。     

《到灯塔去》中的虚实之间——从意识流的角度赏析莉丽·布里斯库

《到灯塔去》是英国著名意识流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代表作。她主要通过小说的重要角色莉丽·布里斯库自己的意识流动来塑造莉丽的形象。伍尔夫是从客观时间与主观时间交织、现实与回忆相糅来传达她的创作旨趣的。     

《风筝》:四重忏悔的世界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的精神内核是忏悔意识。《风筝》的忏悔意识蕴含着四个不同意义的精神层面 :一、对具体人和事的忏悔 ;二、精神家园破坏者的忏悔 ;三、历史“中间物”的忏悔 ;四、对负面人性的忏悔。《风筝》所流露出的忏悔意识具有普遍人性的意味 ,因而也是鲁迅创作超越自我的一个精神基点     

论革命历史书写文本中的“人学”意识

革命历史书写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叙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革命历史书写对于"人"的写作态度,既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不同的文学历史阶段所持的文学观念,也历史性地述说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人学"思想上的递进演变与不同的时代特征。从十七年革命历史书写对人性的轻视,到文革政治化语境对人性的践踏,再到新时期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复归,从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文学"人学"精神的顽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