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区域史研究的空间和时间问题

区域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空间和时间是区域史研究中两个基本要素;认识区域史的"空间"范围要把握"历史活动主题"和"历史活动过程"两个维度,以"问题意识"来确认区域史的学术合理性及其"空间范围",认识区域史的"空间"历史建构特点;应当分析区域史"时间"所包含的时序、纪事和变迁的三层含义,认识区域史研究中整体史的价值诉求。     

口述史:历史、价值与方法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新史学"的兴盛,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史至上出现式微,社会研究开始占上风,长期不受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和妇女史的研究,异常活跃起来.更有一些观念激进的史学家,干脆提出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精英历史观.要求把研究的视角转向下层平民,以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而从目前情形看,国内口述史的发展也正呈方兴未艾之势,参与者不但有史学家,还有新闻记者、作家,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这也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然而,口述史虽然人人都可以做,却要遵循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文学口述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初探

口述史以某种方式扩展、延伸了历史的定义和界限。历史由谁讲述?“口述”与“文献”谁更接近历史的本原?这两者构成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深刻影响了口述史写作者对口述史方法的选择。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方式更适合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这是当代文学史的“当代性”所规定的。文学口述史的写作,打通了一条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场所的途径,改变了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关系,从而有可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写作的方式。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化"原则.所谓"历史化"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将批评史文献文本的意义阐发与对其生成语境的分析、考查相结合,将批评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只有坚持了"历史化"原则,文学批评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还原历史,也才能够使历史进入到当下,从而使研究行为本身进入历史、建构历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这一"历史化"要求相反,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则长期存在着"非历史化"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女性述史”:都市文化时空的影音呈现——以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为例

摄影机的发明,为人们叙述与书写历史提供了一种比"笔"更为便捷的工具。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以摄影机为工具,以历史的影音呈现与还原为主要内容,重述了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人生活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影片以女性独有的细腻感受与"灵性内视",为我们展现了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台湾当下社会"女性述史"的普遍现象与必然发展,也为我们展示了女性如何由历史的被书写者转变为历史的书写者的角色身份蜕变过程。     

“杨家将”创作文献接受史新论

"杨家将"文学作品经历了近千年积淀,从早期的宋代话本、金院本、元杂剧,到明代杂剧、传奇、小说,再到清代戏曲,形成了大量文人创作与民间艺术的结晶,成为俗文学代表作。由于特定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囿,各个时代的"杨家将"文学作品接受史研究表现出时代性、专有性和独特性。     

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

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这些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性乃至是错误的。要科学规范地界定区域史及其区域,应当参照和借鉴地理学与区域学中有关区域界定的均(同)质性、系统性和独特性原则。据此,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区域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特征和系统性的区域历史,进而揭示区域历史发展系统性、独特性的史学分支学科。同时,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界定要考虑区域发展的社会历史性和复杂性,要符合和体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及其文化特征。因此,学术界有关区域史的第一种定义与认识比较合理,但是,有待科学化和规范化;而第二种和第三种定义则是片面的或是错误的,不应当将区域史泛化为地方史研究甚至是地方志的编撰。     

徐复观"中国山水画论史"视野中的"老庄艺术精神"

徐复观把一部中国山水画论史看做一部老庄接受史,通过梳理中国山水画的流变、中国山水画崇尚风格的流变这两条历史谱系中的老庄因素,使流淌其中的老庄艺术精神清晰地彰显出来。但同时,他的这种阐释呈现出单线化倾向,是一种片面的深刻。     

论当代学术谱系的构建——以陶行知研究学术史为例

作为有着相似的学术起源、类似的话语结构与知识体系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的学人共同体,学术谱系在知识传承过程中起到了维系纽带的重要作用。但由于五四时期推崇全盘西化的后遗症抑制了当代学术谱系的建构,造成了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谱系的危机。根据对陶行知研究史中学术谱系的分析,只有努力突破"当代人不做当代史"的局限、适度缓解学者们对"拉帮结派"的顾虑以及中西学之间的隔阂、为当代学术谱系的构建寻找到诸如口述史等合适有效的方法论,庶几可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学术谱系体系。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整体视野——评何一民新著《中国城市史》

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日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中国专门史文库"第一辑中的研究成果。作为一部以"专门史"为定位的学术著作,何一民先生的《中国城市史》通过贯穿中国历史的整体视野,对从史前到近代伴随着整个中国历史兴衰的城市史进行细致考察,引申出对今人城市建设发展等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当下更好     

胡适的"接受史"

分析有关胡适的研究、评论、出版等情况可以发现,胡适被阅读、被接受的历史曲折跌宕,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文化风尚、审美需求、传播手段等的变迁引人深思.从学术研究开始,"胡适"被不断地建构、不断地借用,现已成为经典、偶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引起知识阶层广泛的共鸣,从而成为某种象征而被争相效仿.研究胡适的"接受史"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     

总体性坍塌之后——论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模式流变

现代文学批评史写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是正统文学史观自身的修复期和瓦解期.王永生主编的现代文学批评史表现出这样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维护正统文学史观蕴含的历史总体性,另一方面试图修复它的学科性.作为新一代的学人,温儒敏悬置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判断,而刘锋杰则坚持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他重申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这是对总体性问题的重置.到了新世纪,在“复数现代性”的语境中,旷新年和余虹按照不同的路径重述现代文学理论史,旷以新左派的理论来激活左翼文学理论的反抗活力,而余虹则试图在新的知识条件下拯救出文学对历史发言的能力.     

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汉语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值得反思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时间范围上,未能对汉语整个历史实现全覆盖,具体而言,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很大程度上把文言和白话这两种文体搅在一起,又与"口语"纠缠不清,因此不具有严格的同一性;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有缺漏,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此,提出"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有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二者合为新汉语史的主体;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近期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远期还要再加上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才能构成完整的新汉语史。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重写20世纪史学史的思考——以“新史学”的传承和发展为例

重写20世纪史学史,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理论、方法、思路及体裁等诸多层面,而对原有问题展开新的探讨,亦属题中应有之义.“新史学”,以往被界定为存在于“五四”之前的史学思潮.事实上,其传承和发展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形成了与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齐头并进的史学流派,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概括来说,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并未发生根本转向,而是对早期新史学予以深化发展,完成了史学体系的构建.与此同时或之后,一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标志着新史学从早期思潮和学派雏形正式演变为一大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周予同等.这一派的理论主张自成体系,其要点为:重视在史观统摄下对历史加以解释;坚持在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倡导跨学科治史方法等.     

"中国法的历史"还是"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法律史学科是在以西方法重构中国法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是一种"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的研究,忽视了中国法本身具有的多层次,多向度以及模糊性的特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对象应当转向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约束人们行为的是什么"和"约束纠纷裁断的是什么"这两个问题上来,强调对中国法历史的描述性微观研究。与之相对应,中国法律史的研究素材应当在对成文法律研究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使用诸如地方司法档案等中国本土素材来描述中国法在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面貌。从而将中国法律史定位为研究"中国法的历史",而非"西方法在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