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赤诚地嬗变着自己——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趣论家。他以绚烂柔美的诗文、赤诚坦白的心灵、认真严谨的精神,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和崇敬。何其芳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以“汉园三诗人”的美名而崭露头角,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诗人,何其芳奉献于社会的诗作数量不多,五十年间,仅有《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和     

何其芳及其诗浅论

本文对何其芳及其诗勾画出了一个总的轮廓。文章共两个部分:其一,诗人之路:上下而求索;其二,何诗之形式:格律——散文化——格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轨道。作者认为,研究何其芳在探索诗歌艺术形式上所走过的道路,在今天是颇有意义的。     

试论新诗中的“小令”

一新诗在历史上还是一种很年轻的诗体,还在艰难地摸索着前进的道路。已故诗人、诗论家何其芳曾说:“从‘五四’早期的诗歌起,我国古典诗歌的精炼和完美的传统,炼字炼句的传统,在新诗里面太少见到了。”确实,大量新诗写得比散文还“散”,缺乏我国传统诗歌、民歌所体现的民族形式——语言形式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何其芳《预言》的情思空间与艺术殊相

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的诗集《预言》,是远离现实苦于找不到出路的诗人青春心理戏剧的记录,是诗人在梦的轻波里徘徊飘忽而微渺的心灵语言。它在艺术上将晚唐五代诗词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成功嫁接,从而焕发出朦胧婉约的迷人气象。     

意境生成:意象选择与悟觉思维 --现代派诗歌的古典阐释

意境的创造,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追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中心的"现代派"诗歌,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诗艺,以中国艺术传统固有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为基础,在现代新诗中重构东方式现代诗的意境.首先表现为对意象的注重.运用感性形象烘托暗示人类心灵情思,摈弃架空的理想抒情.在意象选择上表现出浓郁的古典特色,创造了不言情而情自无已的诗歌境界;同时在意境构建中承继传统意境创造中的悟觉思维以象为基础、情为中介、理趣为归宿.达到"诗情智化",是对古典诗歌精髓继承中的现代性超越.     

论建国后的何其芳

一、无奈的诗人“学书学剑两无成 ,能敌万人更意倾。长恨操文多速朽 ,战中生长不知兵。”何其芳写于 1976年的这首旧体诗 ,可谓是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总结。何其芳的人生理想是“书剑两成” ,但相比而言 ,骨子里更为向往的是书、是美、是文学。我们知道 ,年轻时代的何其芳 ,曾是一个唯美追求的艺术中心主义者 ,在 3 0年代的《画梦录》中 ,他曾这样抱怨时世 :“在粗暴的疯狂的喧哗里我们听不见高贵的优美的声音了 ,正如在隆隆的炮火声里我们听不见音乐家的琴声了” ,并宣称“文学将不附于任何宗教之上。”① 当年投身革命时 ,何其芳虽不无建功立…     

从文字的深处进入传统——何其芳《休洗红》的古典意象与意绪

何其芳《休洗红》一诗几乎全由古诗词意象暗缀融合而成,这些意象形成诗歌的基本骨架,营造出新诗中最具古典美的意境与画面.同时,它们又被诗人重新激活,以古典内涵为原始依托,在诗人的语言场中生长出新的义项,表达着诗人的现代情感与体验.     

诗歌作为一种“刺点体裁”

"刺点"是巴尔特去世前的最后一本著作《明室》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他认为在摄影中,延续的文本形成"展面",其任务是凸显作品中最具有震撼力的"刺点"。此理论可以用来审视我们文化中的整个文本体裁系列:大量的散文作品(散文等实指体裁,小说等虚构体裁)构成了文学体裁系列的"展面",而诗歌是文学文本体裁系列中的"刺点体裁"。所有的散文体裁,有体裁的定义边界和写法规范,诗歌实际上不可定义,冲破规范,创造新的语言形式,就成为诗歌永无定义的定义;诗歌的这些"刺点"特征,是以文学中所有的实用文体和虚构文体作为"展面"为背景才得以成立的,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永远是文学实践中的标出项。     

试探世纪之交新诗走向

诗歌 ,这种长于抒情的文学样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在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 ,从“蒹葭苍苍”到“飞流直下三千尺” ,从“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到“大堰河 ,我的保姆”。它成为我国文化精粹的主要标志。而“五四”以来的新诗 ,是我国诗歌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分野 ,它在二十世纪初 ,在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背景下诞生 ,此后 ,从胡适到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到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到北岛、舒婷、梁小斌到骆耕野、韩东、伊蕾、雪迪、车前子 ,各个不同时期都涌现出众多优秀诗人和大量优秀诗作 ,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了崭新时代社会的精…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诗性人格的呈现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十七年间,何其芳的精神人格经历了一个体制化的转型过程,但其作为诗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并没有被彻底删除,我们在考察何其芳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时仍然会发现他的体制性人格背后被压抑的诗性文化基因。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诗性人格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在他的诗歌评论和文学研究中。     

也谈文章与文学的分野

文章和文学原是一家。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包含在文章里的。文章和文学这两个概念,有时有微小的区分,多数朝代是互相混用,莫辨异同的。那时候,不仅散文可称为文章,小说、诗歌、剧本也可称为文章。比如明清的小说点评家,就把他们点评的长篇小说称之为文章。 在多种文章定义里,文学也是包含在文章之内。且不说古代,现代文章家给文章下的定     

后新诗潮的艺术实验及其价值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诗坛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诗歌的既成定义不断被突破,诗歌的面目似乎越来越模糊,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是诗歌了。在８０年代中期,当“朦胧诗”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挣扎而屹立于诗坛之时,又出现了一个诗的“大爆破”运动,继“朦胧诗”之后...     

论狄金森诗歌中的复义

复义是狄金森诗歌中主要的艺术手法之一。狄金森诗歌中的复义主要包括词汇、修饰性短语和整首诗等。狄金森诗歌中的复义丰富了其诗歌的内涵和意蕴,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思考的空间和余地。复义使狄金森的诗歌产生了极强的艺术效果,产生了一种朦胧美,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狄金森诗歌中的复义是构成狄金森之谜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她诗歌的多重性吸引着众多的读者。     

评黎活仁的现代文学研究

读多了大陆学者写的研究鲁迅、何其芳的论著，常有大同小异之感。然而读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文章，虽然有些观点难于赞同，却常常给人新发现的喜悦。我谈香港大学中文系黎活仁博士的新著《现代中国文学的时间观与空间观》（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2月版），就有这种感受。鲁迅的《野草》和何其芳的《画梦录》，作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作品，自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史上的一块丰碑，用阿英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话来说，它是一部“最典型的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是中国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     

论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纪念何其芳百年诞辰

何其芳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命,有多半是在新中国度过的,尽管在建国后17年中,左倾文艺思潮愈演愈烈,"文革"十年更给中国文坛造成了空前浩劫,但作为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中华赤子,他仍以自己的心血和生命为新中国文学作出了多方面的,他人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给我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和精神瑰宝,至今仍放射着夺目的光辉,并对我们繁荣新世纪中华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关于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评价质疑——与许可、刘再复等同志商榷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主张,是对我国新诗理论的一个重要建树,不应让它被否定性的意见所淹没。 许可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的《论新创格律诗要求行的字数整齐》(以下简称《整齐》)声言,按照何其芳的主张写的诗“不成其为格律诗”。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三期的《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亦断言:“新诗不应有什么既定模式,也不必要求它改变节奏和韵律较为自由的倾向。”如果要从何其芳的“探索中取得教益,倒是觉得不必一定要重蹈他……的足印。” 对何其芳现代格律诗主张的这两种否定性意见,笔者认为必须提出一些质疑。     

论何其芳的艺术个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何其芳虽算不得大作家,但却是一个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着的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早期的诗和散文,以其精致的艺术创造享誉三十年代文坛,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对于现代抒情诗和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考察何其芳的创作道路,探讨他的艺术个性(包括它形成、变化的主客观因素等),将有利于探求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必有益处。     

论何其芳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

何其芳(1912—1977)近年来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人们开始客观地、公允地审视和评价其创作与成就,而对于他参加革命以后的创作,尤其是散文创作,则表示了某种冷落。何其芳的散文创作是他的思想、生活前进的表现和记录,本文着重对其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进行探讨,以期总结其创作上的得失。     

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何其芳文学史观的系谱学阐释

何其芳的文学史观尚未引起重视;从"系谱学"角度看,何其芳总是摇摆于"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之间,其立场与观点显出诸多罅隙与断裂;透过这些罅隙,我们发现一只由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个人身份、宗派斗争等多种力量纠缠、聚合而成的权力之手;这只手不仅型塑了何其芳文学史观的基本面貌,而且还使身居学界与官场高位的他,为避免跌入学术与政治权力的深谷,只得竭力保持一种异常"精致"的平衡"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