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务杂志》看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的评介

在对华传教过程中,近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也给予了关注和评介.本文以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本著名的英文教会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刊登的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文学也进入到了来华新教传教士们的视野中.通过对新文学的评介和传播,传教士们实际上将传教的触角深入到了影响中国现代民众精神生活的现代观念.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晚清江西报刊叙录(1890——1911)

洋务运动展开以后,外国传教士竭力扩张传教活动的范围,美国籍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一八九○年在通商口岸九江出版宗教杂志。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日益加深,刺激了中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展开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     

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

基督教来华是在西方欧美国家海外传教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背景下展开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相继来到郑州,通过建教堂、开医院、设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郑州社会的发展。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中国西式教育发轫述评

由于清廷禁教政策、朝野的华夷观与民众对基督教普遍冷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宣教举步维艰。他们在探索对华传教方法的过程中,认知教育活动能有助于推进传教事业。其教育活动始于南洋英华书院,后经马礼逊学校十多年成功运作,逐渐形成以西式教育模式"改造中国"的基本思路,开创了在华教会教育的历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多具有虔诚的基督新教“使命感”,希望把“普世”信念带到中国;客观上却从属于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活动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许多人直接地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这些决策中既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服从于殖民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普世”倾向。     

论十九世纪新教传教运动

如何评价新教传教运动及传教士的行为,国内外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国外学者多是颂誉,强调其积极影响,认为新教运动给殖民地带去了近代西方文明,传教士是文明的传播者;国内学者则大多强调其侵略性一面,视传教为“殖民扩张的工具”,传教士为“文化侵略者”。两种评价皆失之偏颇,其原因是未对新教运动的性质作全面认识。新教运动的特点表明它是一场民间的自发性行为,并不代表任何政府意图。但由于它发生在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故又具有强制输出文化的特征。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它能够得到一定程度扩张的同时,必然更多地是遭到排拒     

广学会编辑策略略论

<正> 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是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设立的最大的编辑出版机构。中法战争结束以后,西方传教士在新的不平等条约庇护下,开始在中国内陆各地驻足。传教士在敌视氛围中难以扩大传教,于是重新审视先辈们的传教经验和教训,改变策略。传教士们认识到,中国历来是礼义之邦,中     

郭士立的医药传教思想与实践

医药传教是基督教新教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特有的环境和经历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的传教方法。最早倡导以医药活动作为叩门砖在中国展开传教活动设想的是德国人郭士立。他以亲身经历证明以往的传教方法在厉行禁教的中国难以实施,而借助施医赠药活动往往可以一举数得。诸多传教医生卓有成效的活动证明其言不谬。     

晚清教会女子教育

伴随着西方侵略势力而来,新教传教士相继在华兴办教会女子学校以传播基督教教义和训练妇女基督教徒与神职人员。随着教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作为教会传教事业组成部分的教会女子学校成为教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女子学校虽是西方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载体,但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报刊的活动及其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从事旨在传播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其传教方式可分为直接传教和间接传教两种：直接传教是传统的传教方式，即到民间宣讲教义、游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设立教堂、吸收教徒等；间接传教是...     

当代美国新基督教右翼运动兴起的原因

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是指美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中一些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宗教保守派及其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三次大觉醒运动为新基督教右翼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基要主义运动是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产生的肥沃土壤;二战后美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如科学的发展、社会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改变、受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反应和传统宗教地位的丧失与危机是新基督教右翼运动产生的直接原因。     

基督教与科学

科学传教与学术辅教,是基督教在近代社会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传教布道方式。这不仅已是欧美各国基督教所努力发展的途径,而且也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所积极推行的方法。十九世纪在基督教史上被赞为“伟太世纪”和“新教世纪”;而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它又被誉为“科学世纪”。正是这个宗教与科学均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时代,给近代入华传教士(主要是新教)提供了文化思想土壤与社会活动背景,使其在西学东渐文化传播过程中独占鳖头,对中国社会近代化起到刺激与推动的重要历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西式教育模式发轫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艰难探索对华传教之路过程中，认知引荐西方教育模式能够改变中国“墨守成规”的教育制度与“停滞不前的文化”，并影响年轻一代的观念，有利于基督教传播。他们逐步探索出改造中国教育的基本思路并进行具体实践，取得明显效果，对后来的教会学校教育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并在客观上推动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     

特立独行的来粤传教士——罗孝全评传

罗孝全是新教开创对华传教事业时期一名重要的传教士。特立独行的性格使他与差会的关系陷于尴尬;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师生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穿梭于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罗孝全最终没能实现他的宗教理想,但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与交汇赋予罗孝全的传教活动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论中国教育与西式教育模式传华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面对中国民众对基督教普遍持冷漠态度,在探索对华传教方法过程中,认知教育活动不失为一条可以介入中国人文化生活的有效途径,并可借此将西方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传入中国,以此影响一代中国新人,而利于基督教在华传播。基于此目的,他们以西方近代教育理念为标准,就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及管理等方面批判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并对西方教育模式在华的施行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开创了近代教会教育的历史,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     

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回应——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基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教活动的成功，基督教传教士将福音的传教对象指向了云南回族。当时的云南回族曾积极地回应了基督教传教士，其中著名经师马联元的回应之作《辨理明证语录》较为典型。《辨理明证语录》一书影响了云南和全国的回族社会，也影响了基督教传教士。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考

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并且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呈现出与天主教传教士极为不同的面貌,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书写打上了深刻的新教烙印。由于时代原因,摩拉维亚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描述和评论普遍存在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摩拉维亚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极不均衡。不过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藏民族中传教的历史也为研究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发端于19世纪初叶。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文化已开始由传教士引进中国。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西方文化梯航而来,与中国文化频繁接触。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并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而是伴随着外来侵略、民族压迫的痛苦和耻辱出现于中国社会。信奉基督教新教的美国传教士来华始于19世纪30年代,他们在华活动,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传教士要在中国扩大“基督福音”的宣传,利用办学校、翻译出版西书、创办报刊等办法作为传教的有力工具。这样,传教土就成为接触普通中国人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桥梁。本文通过对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华文化活动某些方面的考察,进一步探讨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