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与近代直隶工商经济的兴起

周学熙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清末,他在直隶任职期间,在迎合清政府“新政”的同时,结合直隶省的实际创立了直隶工艺总局。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兴工振商,有力地促进了直隶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探讨和研究周学熙大兴工艺的创举和工商管理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是大有裨益的。     

劝学所沿革述论

“劝学所”由严修于1905年在直隶首创,后推广全国,标志着中国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历经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直至被“教育局”所取代,历时18年。期间多有变化沿革,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讨论会综述

李鸿章,合肥籍清廷要员,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揆清廷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二十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近日,由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暨省历史学会等数家科研学术机构发起的“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在其桑梓之地安徽合肥召开。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五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围绕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李鸿章的家世及淮系集团的兴衰,和李鸿章的历史评价等问题,在经济、文化、军事和人物综合研究等史学领域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从袁世凯与严修的交谊看直隶教育近代化

袁世凯与严修对清末直隶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人自小站练兵结识后,尤其是在教育改革上,志趣相投.袁世凯接受严修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制;他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及全国教育行政管理职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袁世凯与严修通力合作,在直隶兴建了各级各类的新式学堂,极大促进了直隶教育的近代化.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由市政建设看近代城市功能的衍化——以清末民初的保定城为例

本文以近代保定城的市政建设为例,揭示保定城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保定城"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化历程。具体从直隶总督署的修建、莲池书院的创立、保定"练兵"与近代军事院校的兴建三个方面分析与探究了保定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凸显出政治功能、文化教养功能和军事功能以及这几种功能的叠加、互动与转换。     

井陉煤矿在旧中国的艰难历程

井陉煤矿的前身,原来叫做直隶井陉煤矿,是清朝末年创办的中国近代煤业之一。当时,这家企业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折腾了半个世纪,从当地绅商集资开办,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染指侵吞,它的兴衰起伏,基本上反映了河北近代煤业的变化和时代特征。本文试就当时直隶井陉煤矿在政争兵乱中的因革变迁,和洋人、官僚、军阀角逐争利给予它的直接影响,以及它本身的资本结构、管理经营特点、销售状况等,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河北近代矿业史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关于1891年热河东部人民起义

1891年(光绪十七年)冬,在长城外的热河东部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者以“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为号召,在“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安,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的辽阔地区毁教堂、拒官兵、焚衙署,致使直隶、奉天两省都受到波及。这次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各国宗教的侵华势力,清王朝调动直隶、奉天两省和热河地区的清军残酷野蛮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被屠杀的起义人民达20000余人,可见这次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今还未编入一些     

袁世凯与清末政治近代化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过程中,袁世凯积极投身其中,与张之洞、周馥联衔上奏立宪,支持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参与官制改革,推动资政院设立,在直隶搞地方自治。其活动客观上推动了清末政治近代化,在中国近代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19世纪中期清朝军队的演变

本文以 19世纪中期战乱之际的安徽为中心 ,厘清了“兵”、“勇”、“团勇”与“练勇”的概念 ,并从“勇营”、“练军”到“勇营留防”的发展过程 ,探讨了清朝军队的演变及与基层社会武装的关系 ,进而提出清末基层社会武装及代表人物由之进入并留驻上层政权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北洋医学堂沿革考

北洋医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但是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沿革相对模糊.笔者运用相关历史文献,认为北洋医学堂起源于1881年的北洋医学馆,1893年更名为北洋医学堂,1912年或1913年更名为北洋医学校.其后呈现“一树两支”的发展,一支历经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河北大学医科、河北省立医学院、河北医学院等数次更名...     

直隶商会与近代棉业的发展(1903-1937)

棉业在近代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关系国际贸易,而且与民生日用休戚相关,历届政府都很重视棉业的改良与发展.直隶商会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经济社团,在济农兴农问题上,以挽回利权相号召,采取措施规范棉业市场,配合政府推行棉业改良,收到了良好效果,成为近代推动棉业改良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从李鸿章《营口炮台营制折》看营口海防马步练军

1840年后,《天津条约》设汉口等10处为通商口岸,期间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本文力图通过对李鸿章《营口炮台营制折》及《营口改练马步队章程》的分析,探究营口海防马步练军的职能与作用,以丰富我国近代军制史和营口地方史研究。     

试析中国近代的“官利制”

“官利制”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下的特殊产物。在中国近代企业兴起的初始阶段,它对近代企业吸收资本使之得以创办和经营不无启鼎之功。但“官利制”与近代企业精神和原则格格不入,它扭曲了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严重阻抑、拖曳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中国近代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的致命内伤之一。因此,“官利制”对中国近代企业的影响有利有弊,从总体看则是利微弊多,弊大于利     

曾国藩与莲池书院

曾国藩总督直隶伊始曾寓居莲池,较关注全省最高学府--莲池书院的教学,并为之选任新山长,后更把书院当作向直隶士子宣传<劝学篇>的主要窗口.曾氏关怀独具特色,使书院在全省的移风易俗上发挥了表率作用,对直隶学风、文风的近代转型乃至教育的蓬勃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甘肃近代学校教育纪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同治初),为政治外交方面的需要,洋务派官僚陆续创办了一些培养翻译人才的专门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始祖。但是,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才正式发布“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著名该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     

论魏源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思潮转型的界标

一、引论:魏源——超越龚自珍,林则徐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 当我们探讨封闭的、中世纪的中国,究竟怎样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联系,成为“近代世界的中国”这个历程时,我们不难发现:发生在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不仅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且成为这个时期的“中外古今”的汇合点;就在这个“中外古今”的汇合点上,有一位标志着古老的中国,力图以独立的地位,开始走向世界,走向近代与“近代世界”建立正常联系的大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就是魏源。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经世实学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

近代学术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固然深受西学的刺激和影响,但它毕竟不是西学的简单位移,而是中国人在近代历史环境中所作的一种文化创造,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经世实学。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近代学术的特点及形成史时,既要注意“西学东渐”这一横向运动历程,更要探索中国古代学术与近代学术这一纵向运动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