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袁宏道的文学创作及其影响

袁宏道的创作具有抒写性灵、包罗万象、不拘一格的鲜明特点 ,是晚明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作家 ,但却在文学史上引起颇多争议。对此本文作者究其原因并对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创作目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略论袁宏道对晚明文学发展的推动

我国明代文学呈现出与历代不同的态势,尤其是中期以后虽然文学流派众多,但却集中表现在拟古主义和反拟古主义斗争中,袁宏道的创作不仅在晚明代表了反拟古主义的潮流,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极大地推进了文明文学的发展.     

袁宏道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的举业文体,袁宏道是一个性灵诗人,他虽然不是八股文大家,然而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却也值得我们研究。以往常常是从袁宏道诗文理论的角度来谈及他对八股文的称许,而缺乏将这一理论问题还原到万历时的历史语境中,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袁宏道对八股文的态度。本文拟就这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袁宏道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佛禅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

袁宏道虽然前期习禅宗,后期入净土宗,且其禅宗思想不如净土宗思想具体赅备,但就二者对宏道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却以禅宗为主。宏道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一直推崇禅宗居士庞蕴;后期虽然贬斥“默照禅”,但仍推崇“看话禅”。宏道文学思想受禅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反对拟古的文学思想受到“禅无定法”的影响。二是他崇尚“趣”、“理”的文学思想充满了佛理禅意。三是他后期主张学习古人“真法”的文学思想受到“看话禅”的影响。     

袁宏道文艺思想新论

袁宏道的文艺思想以佛学对庄学的解构为哲学基础。为反拨复古派的模拟之弊,他有意识地向民间学习。但他对复古并非一味排斥,其标准在是否具有真情,仍以“真”为核心。不过,他认为真正的“真声”,还是民间的俗文学作品。     

袁宏道后期思想述略

袁宏道在明万历二十六年之后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佛学思想上由禅宗转向净土,在心学思想上由左派趋向右派,人生观也由纵恣转向端谨,这时期的思想是袁宏道思想的主要方面。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林语堂与袁宏道:自然主义美学意识的一脉延伸

林语堂肯定、发展了袁宏道崇尚自然的性灵观念。两者的契合 ,还导源于道家“顺乎自然”的“人性论”和“无为论”。自适求乐是林、袁共同的心理特征 ,但价值指向又同中见异。上述师法自然的美学意识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理论 ,表现为主真情 ,倡“无法”和尚“质”求“淡”的审美旨趣     

试论袁宏道的旅游文化观

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在游观自然山水时,形成了注重主情反理的世俗游乐、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推崇＂文心与水机＂合一的独特的旅游文化观。这种旅游文化观,如果仅仅从时代风尚和思想渊源等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袁宏道与自然山水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在与自然山水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其独特的旅游文化观应运而生。     

宋明思想大潮中的泰州学派美学

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泰州学派,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再到"身本论"的转变。泰州学派的崛起,既对王阳明心学起到传播推广的作用,又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解体。泰州学派的开山始祖王艮的学说思想大多取源于王阳明心学并有新的发挥,凸显了一种平民性、民间性的价值取向。王艮的美学思想贯穿着平民主义精神,进而铸成一种平民主义美学。而王艮诸弟子之学理正是王艮平民主义美学的逻辑发展,这就是:一旦承认人的天性的合理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一旦承认"性"、"理"一体的本体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本体性。就此而言,明中叶以后波澜壮阔的启蒙文艺思潮中蔚成风气的平民化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分明是王艮倡导的平民主义美学的一种必然延伸。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儒、释、道对晚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家彼此渗透、重新整合的晚唐时代，一种长于抒情、偏于写意、善于表现、贵于朦胧的新的审美理想－－优美在此时形成。这一新的审美理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不光是泳史的怀古诗”、“不仅是言志的无题诗”和“不限于男女的爱情诗”等大量的作品得以具体展现。正是从晚唐开始，诗歌艺术由壮美、崇高的外在开拓，重新回到了优美、和谐的内心志趣，并开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审美之旅。     

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

忽必烈登基汗位并建立元朝,其文治方针便显现出树立蒙古文化正统地位的倾向。汉人儒士为维护汉法和争取儒治,也在努力弘扬儒学的道统地位。色目贵族则为了显示其政治特权,也绝不肯放弃在教育上的一席地位。元朝国子监的创办就是在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的较量中经过三次较大的抗争而产生的。     

袁世凯幕府与清末立宪

在清末立宪活动中,幕府人员帮助袁世凯完成了对立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参与的转变。同时,幕府人员积极参加清末的宪政改革,在中央编制了新官制方案、在东三省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天津试行了地方自治、在直隶进行了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国政治的近代化,同时也有利于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     

明代前期儒学的分化与台阁体、山林诗的分野

明代前期(1369-1487),就儒学而言,有在朝的儒学与在野的儒学(心学)之分,就诗学而言,有台阁体与山林诗之分。台阁体关注富贵气象,山林诗关注隐逸气象;台阁体以取法雍容典雅、明丽高华的盛唐七律为特征,山林诗则致力于承续从陶渊明到王、孟、韦、柳的一脉。台阁体与山林诗的分野,其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学的分化无疑是重要背景之一。台阁体与在朝的儒学,山林诗与在野的儒学(心学),存在着密切而内在的关系。对此一关系的揭示,可以深化对明代前期诗学、儒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提供一点思想资源。     

元末明初移民与明清桐城文化的兴盛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卜居桐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这些移民逐渐由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的形成,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元明戏曲中的“妻妾关系”辨异

妻妾关系是中国婚姻史上的重要问题,元明两代的戏曲作品对此都有所反映,呈现出来的风貌却不相同。元杂剧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相互对立,作家对＂一夫多妻＂制的婚姻持质疑态度;明传奇主要表现妻妾之间的和谐融洽,作家倾向于美化＂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元明戏曲中婚姻观念的差异,根源于元明两代戏曲作家社会地位和创作观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