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在初唐

初唐是《文心雕龙》历史研究的开端。这一时期对刘勰的记载、对《文心雕龙》性质的认定及对刘勰文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主要是“风骨”、“比兴”、“文”、“惟务折衷”),为后代接受《文心雕龙》规定了基本走向,从而成为“龙学”的光辉起点。     

品初唐“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时间律

初唐时期,当宫廷诗人用绮靡艳丽诗风点缀风雅之时,诗坛上相继崛起了锐意改革、位卑而名著的青年诗人“四杰”。他们在诗坛上首先树起了改革的大纛,拓宽了诗歌的题材,从市井宫苑走向大漠风光,从咏花草树木走向唱响人生情感的主旋律,使诗歌真正担负起了讴歌现实生活的使命。从“四杰”诗歌魅力价值的现时律、延时律、永时律等三个层面加以诠释,可以窥视其审美价值的传播意义。     

审美“泛化”语境中当代审美价值观念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等审美"泛化"现象。审美的"泛化"使当代审美价值观念在价值立场上走向平民化、大众化,在价值取向上走向世俗化。当代审美价值观念这种新动向具有肯定人的感性生命欲求,恢复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等积极意义,同时也带来诸如将美感等同于快感,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等消极作用,需要我们客观辩证地加以分析与对待。     

初唐文学士族迁徙与文学风貌关系的考察

本文从初唐文学士族迁徙的角度,进行历时性考察,认为:从迁徙方向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向心型和离散型迁徙;从迁徙意愿的角度看,则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其迁徙还可以细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统治者极力笼络文学士族倾心归附,总体态势以向心型为主;后期因朝廷变局纷争增多,文学士族命运坎坷者多,离散型占主导地位。其迁徙原因大致为两个方面:科举仕进、贬谪宦游。并揭示初唐文学士族多种类型的迁徙与初唐文学风貌之间的关系:向心型迁徙起于主动进取却终归转向保守,形成了"宫廷化心态",是导致繁缛整饬的纤秾文风的重要内因;而离散型迁徙起于被动无奈却走向昂扬,形成了"江山塞漠心态",是造成复古革新的刚健文风的重要内因。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洞头“灯舞文化”

洞头的＂灯舞文化＂,是少有的独特民俗。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仪式化的表演,确实给予渔民情感慰藉,更满足了他们的审美需要。它的传说、仪式表演,其实根植于当地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审美需要。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温州,要发扬洞头＂灯舞文化＂,应该保留民间的元素减少商业气息,这样才可以增强人们的审美交流,建立真正的和谐。     

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前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人物,影响着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又为初唐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墓志的一半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层面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证材料。《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特殊的传记形式和文字上的曲笔表现透露出墓志文体新变的信息。     

中晚明城市变革与诗文新变——以江南“皇甫四杰”为中心

中晚明江南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城市化因素和区域文化双重作用改变着各个阶层的主体结构与精神生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思潮的演进,左右着文学生产与消费走向。以"皇甫四杰"为例,他们用诗文记录了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变革的诸多细节,特别是社会心态、现实矛盾与精神问题;城市化因素也给他们的文学活动、精神面貌、审美意识及诗文的主题题材、语言风格、体裁样式等方面带来新质。     

文学审美性界说

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文论界引进了许多西方文艺思潮、文学理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到法国的结构主义,从英美新批评、女权主义到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可以说,中国文论用20多年的时间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但在广泛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人们也发现一些几十年前就提出的老问题,至今不仅没能解决,甚至没有多少进展。本期刊发的这组笔谈,即从不同的方面为此做出些许努力,期望能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文学“再政治化”批判——兼论文学与政治的深层融通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大致沿着从文学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从再政治化到泛政治化的路线进行。然而,学界在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研究时,却基本忽略与搁置了文学究竟与何样政治有何样深层关联的问题。检视目前学界拿来作为文学再政治化知识建构前提和指归的政治,无外乎来自于两个系列:一种是事关政治实践性的政治学、政治科学;另一种则是各种主义性的文化政治、政治文化。那么以这两种政治为前提与指归进行文学再政治化的知识建构是否自然正当?文学又究竟该面对何样政治并与何样政治在何样层面上融通呢?     

论杜甫的文学审美理想

"清新"与"老成"可谓杜甫文学审美理想的两翼.这种审美理想是杜甫对此前儒家论诗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盛唐诗人共同艺术追求的概括与升华,并强烈地影响到了后来者.     

论初唐的社会和谐及其成因

初唐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着一种内在的和谐,也正是这种内在的和谐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初唐的社会和谐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君民关系之和谐———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基本和谐;君臣关系之和谐———统治阶层内部的和谐关系;文化之和谐———三教并盛和文化繁荣;夷汉之和谐———中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基本和谐、团结局面。     

寻回山水诗轴上的失落点——初唐山水诗的特质与价值重估

初唐山水诗合儒道于一体 ,既求功名 ,又纵情自适的的哲学基础 ,比六朝诗人退隐内敛的思想对盛唐山水诗的影响更为直接 ,且其反映的地域远远超出六朝 ,为盛唐提供了多种风格的山水样品。其景与情的处理、意境美的生成和山水诗的律化与语言的诗化 ,都说明一直被忽略的初唐山水诗是山水诗从六朝到盛唐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承续阶段。     

中国贬谪文学创作中的生命关怀——以唐代贬谪者的文学创作为例

贬谪是唐代政治生活与文学创作中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唐代贬谪者在从朝堂贬向蛮荒的命运陡降过程中，在其骚怨情感反应与生活被动适应上，普遍表现出一种真切主动的生命关怀色彩。他们在对生命特质的感性体认、对死生问题的关注、对家园回归的渴求、对亲情的向往、对以超越现实苦难为旨归的宗教情怀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迥异于往常的生命关怀色彩。     

唐代科举“两都试”略论

唐代科举实施“两都试” ,除了“京师米贵”以外 ,武则天的政治统治需要和“安史之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两都试”期间录取的进士、状元和长安一地录取的进士、状元并无区别 ,有学者称“两都试”录取的状元为“分场榜首” ,虽有新意 ,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京师三大家”对清初金台诗人群体的影响

活跃于清初顺治时代京城诗坛,被称为“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对清初京城后进的金台诗人群体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顺治末年至康熙初期的“燕台七子”“海内八家”“金台十子”等新兴金台诗人,多有受其教诲与提携者.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辨析

唐代进士科从初唐的策问取士,到武则天的始试杂文诗赋,再到盛唐时期单纯试诗甚至律诗,充分表明了进士科考与唐代诗歌文学之间愈来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推进了唐代科举于文学的偏重,同时刺激和催发了唐代诗歌的发展与繁荣.     

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的杖杀略述

杖杀是一种用杖击处死罪犯的行刑方式,其适用的范围、性质、特点等与唐德宗建中三年正式宣布废除大部分死罪的绞、斩之行刑方式而代之以重杖一顿处死以后的情况明显不同,加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使杖杀在唐代表现的极为复杂。对唐德宗建中三年以前杖杀的目的、发展变化及特点等进行辨析,可以显示唐中前期法制混乱的现象,揭示其封建法制的本质。     

论晚唐诗之残缺美

晚唐诗承中唐而实现一大转变,明显区别于盛唐诗近于圆满的艺术之美,具有一种虽美而残、虽残却美的特殊诗美,我们称之为残缺美。这种诗美气象格局较为逼仄、促迫,感情相当幽微、纤细,在风格上偏于柔细、冷峻,题材上转向偏重于对内心的刻画,体裁上专心于五、七言律绝体的锻炼。它以丰富的感性为基础,是颓圮、残破的历史导致的晚唐诗人心灵的残缺在艺术创作中的反映。这正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现象。     

唐代古题乐府诗的拟与变

从拟与变的角度纵观唐代古题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初唐人重在模拟,成就不高;盛唐作者将拟与变结合得最好,古题乐府成就遂臻于极盛;中晚唐人重变,导致古题乐府逐步走向衰微。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