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湘渌交汇区域的青铜文明

湘江和渌水交汇区出土的24件青铜器,融合了中原与江南的青铜技术,其铸造与装饰工艺达到了很高水平,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体现了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证明了湘渌交汇区域是湖南商周青铜文明最早萌发并高度发展的地区之一.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路径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的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设计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在界定交接点的基础上找准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现状及对策分析

湘江衡阳段水污染的防治对整个湘江流域的治理极为重要。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来源主要有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季节性污染和水上餐饮污染等,尽管相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还是存在水污染防治监管不到位、水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水污染防治力量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文章从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调整产业结构、强化监管职能、加大整治力度、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湘江流域衡阳段水污染防治对策。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沿江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

健康的湘江流域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单元,进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与治理是湘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湘江流域株洲段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是目前湖南省完成国家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和区域任务的关键性举措,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株洲畜禽养殖禁养区建设状况看,湘江流域畜禽禁养区建设是一种源头减排与源头治理。经验表明,要全面完成畜禽养殖污染减排任务,巩固成果,必须以源头控制、分类管理、综合利用、激励引导为原则,以激励扶持、法律责任等为手段,转变政府职能,释放禁养区产业发展活力,促进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畜禽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湘江流域水灾特征分析

本文通过对湘江流域1491－1990年共500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的统计分析，得出了湘江流域水灾的主要特征。根据降水的分布范围将大洪涝年分成三种类型即：（1）全流域降水型；（2）上中游降水型；（3）下游降水型。同时，本文也探讨了湘江流域大洪涝年汛期的环流特征以及大洪涝年与太阳黑子和厄尼诺年的关系。     

两周金文的第二人称代词及一些相关问题

两周金文共有的第二人称代词有"女"、"乃"、"尔",它们的语法功能一直比较稳定。"余、朕、女、乃"和"我、尔"在殷商以前可能属于不同方言,后者之进入前者所在方言,可能就是为了补前者不表复数之不足。第二人称代词在殷商西周时可通用于各种身份的人之间,到东周春秋时期逐渐有了限制。从殷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随着称谓礼仪的发展,称谓系统也发展得愈益丰富完善。     

闽越族早期的族群特征与文化

闽越族是生活在福建地区的古老民族,其活动的地域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包括今天的浙南、赣东北和粤东等地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作为族称,闽越族形成于商周时期,东周以来,闽地部落和南迁的越裔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了福建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先民--闽越族,族群的文化鼎盛则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建立的闽越国时期。“闽越”一词的发展历经了从“部族”到“地域”再到“国号”的递变。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但山东地区的诸侯国则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从河套地区的建制演变寻找古代文化的渊源

河套地区,亘古即今,历史悠久。从商周到明清,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对发展农业、畜牧业,开发祖国的这块富饶土地,共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殷周之际精神信仰的嬗变

殷周之际,政治与文化发生了剧变。这种剧变的背后是精神信仰的冲突。殷商崇拜以帝或上帝为代表的自然神,带有宗教的性质;西周则崇拜以天或天命为代表的人格神,具有理性的光芒。相较之下,西周更注重外在的天命与内在的德性之间的互应,并用"以德配天"的方式进行思想教化。由此来看,西周的思想中已有人文的因子与人性的觉醒,这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大解放奠定了基础。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

礼与法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是: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以“周礼”为典型代表的三代之礼是一个严密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文化系统,整合了礼与法,处于整体化、系统化的礼法混一状态;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和法家在“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下,对传统的西周“礼治”体系进行了不同方向的扬弃,形成了“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的分离对立。于是,无所不包的西周“礼治”体系就分解为“法家之法”与“儒家之礼”,礼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成为两条线索独立并行。     

自然山水真正成为绘画题材考略

史前时期彩陶、岩画等表现题材多以人和动物为主 ;商周至先秦时期的艺术家的工作是为了实现奴隶主贵族实用功利目的 ;秦汉 ,人们对自然界美之为美的规律还未被掌握 ;三国两晋南北朝美学思想突变 ,人们开始关注生命价值 ,寻求寄托 ,在自然观照中获得了满足 ,自然山水自然进入绘画中     

“舞象”考辨

《辞源》将“舞象”释为“古武舞名”,所引语例出于《礼记·内则》。在《礼记》等文献中 ,“象”可指乐舞名 ,指两种乐舞 :一为周武王时代创制的乐舞 ,因其舞姿象周文王时击刺之法 ,故名《象》;一为周公时代创制的乐舞 ,以表现周武王伐纣灭商之武功为内容 ,故称《大武》,又因其象武王之事而称《象》。故《辞源》不应将“舞象”收为词目 ,也不应将其释为“古武舞名。”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探析

历经展转相成、扬弃、充实而形成的详备、严格、体系化的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肇始于夏、商、周 ,发展于秦、汉至隋 ,定型于唐 ,进一步完善于明清。实用理性、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念、对司法重要性的认识和无讼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了该项制度的深厚的思想基础。这项制度对明确司法官之责任、促使公正审判、维持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为我们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提供了有益的思索     

否定副词在东汉的混同兼用

否定副词在甲骨文中已初具规模,在东汉,它们在继承周秦已然的基本否定功能的同时,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跨类兼用而又趋同于"不"的承上启下的过渡性特征,显示了否定副词由明确分工到分工不明再到明确分工的总体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