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中的第三人制度研究

离婚诉讼是集身份关系的诉讼和财产关系的诉讼为一体的诉讼制度.离婚诉讼通常所包含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纠纷、子女抚养纠纷均属于确认之诉；且三个诉具有主从关系.离婚诉讼本身作为一种复合型诉讼,已经是身份关系纠纷和财产纠纷的复合,引进第三人制度无助于诉讼公正和效率的实现,严格的离婚诉讼中不具备引进第三人制度的生态.     

论医疗合同中的医师说明义务

近年来,医患纠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方在职业活动上踯躅不前,从而影响了对患者的救助与医疗活动的展开.这种状况下,医疗方逐渐认识到医师说明义务的重要,积极地通过规范定型化说明文书等手段避免相关诉讼的发生,试图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为此,以改善医师的法律状况为前提,规范医疗合同中医师的说明义务,将有利于促成患者和医疗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强调医患双方"共同决定"的意思模式,在法政策上也符合促进医疗事业进步的目的.     

转型期民事纠纷的可诉范围研究——以诉的利益为视角

民事纠纷如果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必须具备"可诉性"或"可司法性",即具备由诉讼来解决纠纷所需要的条件或特征.关于纠纷的可诉性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模糊、不确定的.本文分析了现行法律规定下,纠纷可诉性范围存在的问题,引申出"诉的利益"的概念.诉的利益是我国诉讼法上所没有的概念,通过对诉的利益的分析,纠纷的可诉性可以得到合理的界定.此外,还对诉的利益的制度保障提出了对策和思路,并建议完善诉讼外的纠纷替代性解决机制.     

精神科医患法律关系初探

精神病人在患病时对自已行为缺乏判断或无法控制,住院期间易发生自伤、自杀、伤人、外逃等事件,由此引发一系列医患纠纷。由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致使人们对此类医患纠纷的具体法律责任问题莫衷一是。笔者试图分析精神病人住院期间与精神病院的医患法律关系,精神疾病治疗过程中涉及的精神病人的重要权利,及相关纠纷问题的法律责任,以期为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参考。     

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性质及其合理自洽

第三人异议之诉的性质关系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及既判力问题,意义重大.学术界先后有形成之诉说、确认之诉说、给付之诉说、命令诉讼说、救济诉讼说以及新形成之诉说等众多学说,但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纠纷的双重性与诉讼目的的双重性,决定了第三人异议之诉非传统单一诉讼类型所能解释,其兼有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之双重性质,应为兼有之诉.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当前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二元化”问题及应对之策

近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层出不穷,虽然从民事审判总的案件数量来看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人命关天",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矛盾激烈,案件处理难度大,审理周期长,"医闹"事件不时发生,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该类纠纷之所以成为各类纠纷中名副其实的难啃的"硬骨头",一是因为社会普遍缺乏信任感,医患之间出现信任危机,双方难以互相宽容和理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适用及鉴定的"二元化"问题,即适用不同的法律和鉴定程序会导致不同的赔偿结果,实践中普遍为人所诟病的"医疗事故的赔偿少于一般过错的赔偿"或"一般过错的赔偿高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不合理现象,就是"二元化"矛盾的集中体现.     

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ADR发展的启示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通常译为"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指诉讼外解决纠纷的一组程序群.本文通过分析英国民事司法改革中ADR实践的特点,以及目前我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的现状,进而提出了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对我国发展ADR的几点启示.     

论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语义及其运用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利益冲突与纷争能够得到合理解决的社会,因而建立环境侵权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维护司法解决纠纷权威地位的同时,探索与"诉讼途径"相补充、相衔接、相配合的环境纠纷解决渠道成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时代主题.在充分认识和发挥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凸显行政调解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功能,通过立法赋予环境侵权非诉讼解纷机制法律效力,进一步作好环境侵权非诉讼与诉讼机制的协调与衔接,进行多种解纷机制的优势统合,从而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辩证统一.     

刑事程序法事实的证明方法——自由证明及其具体运用的比较法研究

刑事诉讼中,程序法事实也是证明对象.就证明方法而言,基于减少诉讼成本与保障被告人利益之考虑,对程序法事实得适用自由证明的方法,而无须进行严格证明.对于强制性措施、自白之任意性、诉讼条件与诉讼能力等重要程序法事实,虽然皆可适用自由证明,不过却在自由度上有所不同,存在所谓"完全的自由证明"与"相对的自由证明"之分:对强制性措施之条件,可进行"完全的自由证明",对自白任意性、诉讼条件与诉讼能力却以"相对的自由证明"为宜.     

论我国医患信用危机的基本特征

医患信用危机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衡量标准货币化、责任主体多元化、解决方式武断化.医患信用危机形成、发展与加剧无处不活跃着货币的影子,几乎全部医患纠纷的"解决"都是以货币作为最终调停物.不同的医疗行为主体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危机责任.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主要表现为极端武断与缓和武断两种,非法剥夺医生生命是医患信用危机解决方式武断化的极端表现,法律判决是较为缓和的形式.我国医患关系日趋严峻,深入分析医患危机的基本特征,对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危机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民国政府借鉴西方经验,把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化后并没有充分重视制度化建设,虽然建构起一套初具规模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以解决日益激增的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的困扰。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这种表象的背后在于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化后,政府缺乏有效的应对,尤其是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成为民国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重要原因。     

小额多数纠纷之诉讼救济

由于内部压力与外部效果之平衡以及诉讼高成本与低受惠阻碍救济程序的启动，我国小额多数纠纷存在救济难的情形。对此，可通过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设计的变革，促使代表人诉讼制度吸引当事人，并最大限度地克服法院排斥群体诉讼制度的现象，以期对小额多数纠纷起到有效的救济作用。     

诉讼效益的本义与特征

法学家们已经证明法治社会里,直接表征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和社会秩序状态的不是纠纷和诉讼发生的数量,而是诉讼机制对于纠纷的排解能力和效果.[1]诉讼效益则是衡量一个国家诉讼制度对纠纷排解能力和效果的主要尺度.从形式上看诉讼效益具有多样性、客观性、综合性、目的性、不平衡性等特征;从内容构成上分析,诉讼效益由诉讼目的、诉讼利益、诉讼效果和诉讼机制等要素构成.要提高诉讼效益,必须校正诉讼目的,提高诉讼机制发挥功能的条件,改善诉讼机制运行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本文主要对诉讼效益的概念和形式特征进行探讨,诉讼效益的内容则另外行文研究.     

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疗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有些地方试行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设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是解决医患纠纷的一种新途径,但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的机制尚不健全,各地做法不一。因此,就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机构、调解一般程序、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的协调等机制问题提出初步程序设计,以期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为医患纠纷的顺利解决提供一种制度支撑。     

医疗损害赔偿的"责任"问题

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患者法制意识的增强,医疗赔偿纠纷不断涌现,而我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相对不完备,致使处理此类纠纷时遇到不少疑难困惑。为了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对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涉及的损害赔偿责任、诉讼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请求权等问题进行探讨,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浅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念为视角

和谐诉讼是指在民事诉讼制度本身和谐的基础上诉讼过程及诉讼结果的和谐,它应该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基本理念与目标.为应对司法实践中的"申诉难"、"执行难",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于2007年对再审程序与执行程序进行了小修改,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订方式,难免顾此失彼,造成了民事诉讼法制度体系内部之间的相互矛盾与不协调,因而在司法实践操作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未来对民事诉讼法进行全面修改,应该以和谐诉讼理念为指导思想,通盘考虑,使民事诉讼法制度体系协调统一,为诉讼过程以及诉讼结果的和谐乃至最终实现定分止争,彻底解决纠纷打下良好的基础.     

化解医患冲突的法治路径

如何化解医患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难点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是:矫正过度市场化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导向,保证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与可及性,为医患双方平等奠定制度基础;培育医患双方共认的公平分担医疗风险的法治理念,减少、避免医患纠纷与冲突;创新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引导医患纠纷处理回归法治轨道;完善医患冲突应急处理机制,解决法律规则的局限性与医患纠纷发生、演变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     

医患纠纷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医患纠纷的表现态势既有量的增加,也有质的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与政府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实施相伴随,医患纠纷的阶段性特征映射了政府公共政策的直接或间接效果。政府医疗政策中的价值缺失是医患纠纷产生的诱因,化解医患纠纷根源在于政府公共政策对医疗运行机制的规制。     

医疗诉讼中三个焦点问题的法律探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发布实施,在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冲突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仍然应当清醒地看到《条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的影响。笔者试图对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几个问题作简单的探讨,以就教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