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

辽代在信仰多神的原始萨满教的基础上,尊儒,佞佛,崇道,采取四教并举的文化政策,实际上,这与其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广泛接受汉族文化,学习、吸收甚至模仿唐代各种政策一样,是“辽袭唐制”的重要表现,是过去五百年间汉族文化对契丹族的深刻影响的必然结果。     

辽代丰州治理述论

兴起于唐末五代的辽统辖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于神册五年(920)在令呼和浩特地区始设丰州,军号天德军,治理呼和浩特地区达200多年.丰州下辖富民县、振武县,其人户俘自原唐代丰州、天德军等地.丰州官员一般为耶律氏与萧氏,主管当地军政、民政,并多受差遣出使北宋.在辽的治理下,丰州成为辽代军事要地与通衢重镇,其农牧业、矿冶业、...     

辽代契丹女性婚姻问题述论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始终在辽代各项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受到汉族儒家文化及境内各民族杂居交往所带来的诸多影响,但依旧在婚姻中保留了许多本民族习俗。婚姻问题不仅可供后人管窥辽代社会及政治生活的缩影,也为其境内各民族间融汇交好提供了舞台。作为婚姻生活的主角之一,契丹女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辽代的书禁政策

辽代的书禁作为一种对敌政策,极其严格,自太宗朝始,至天祚失国而亡,几历二百年。其推行书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敌方从文化典籍中窥知时政军情、山川险要、边防利害等军事情报和国家机密,当然也不能排除统治者为满足其以天朝大国自居的高傲的民族心态之因素。推行的结果,是统治者始料未及的。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其教训和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非常深刻的。     

辽代医巫闾地区州县建置述论

辽朝医巫闾地区的州县建置可谓成果丰硕.先有辽初宜州、顺州、闾州的建置,继有辽世宗朝显州及其统辖州县的设立,至辽圣宗朝又有乾州及属县和头下成州、头下懿州之建立,先后于数百里之地新置10州、14县.这些州县的人口成分复杂,既有南征的汉族俘户,又有宫卫落帐户以及渤海遗民,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稳定辽朝统治和加强控驭周邻地区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代的忠君教育

辽代统治者利用崇天敬神、崇祖祭祖、劝告和奖惩等方式进行忠君教育 ,为其培养出大批忠君爱国之士和德才兼备的人才 ,为辽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纳孝于忠、孝服从于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和维护其长久统治的目的     

辽代妇女贞节观淡化微议

辽代妇女贞节观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族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反映了契丹妇女在社会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契丹故俗中婚姻观念的进步因素。贞节观的淡化是受契丹民族固有的草原文化，以及隋唐五代婚姻中开放风气等因素的影响。贞节观的淡化，使契丹妇女敢于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契丹女性为辽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辽代婚姻综述

辽是一个以契丹贵族统治为中心 ,以汉、奚、渤海等民族上层人士共同参与的统治政权 ,在它的统治范围内 ,各种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同时并存 ,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在婚姻生活方面则出现了多种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存在、发展、演进直至相互融合的特殊发展状态     

辽代国舅小翁帐萧知玄家族述论

萧知玄出身于辽代拔里国舅小翁帐,系阿古只之裔孙.萧知玄契丹本名时时里·迪烈,本人没有什么突出业绩,但他有六子五女,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辽道宗时发生的宣懿皇后及太子被害案牵连了萧知玄的二子一女,对他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严重的灾难,可以说其家族人物的命运与辽末政局息息相关.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辽代移民研究综述

辽代移民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学界已初步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但随着辽史研究整体向“精耕细作”新阶段迈进,辽代移民研究亦呈现出日益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20世纪以来辽代移民研究相关成果作简要评述,以飨读者。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

奚族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民族,与契丹异种同类。为解决辽代奚族地理分布的问题,采用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着重从奚王府管辖的各部和辽国直接控制的七部奚族两方面来论述辽代奚族的地理分布,进而动态地阐述奚族演变、迁徙、融合的过程。该成果对东北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辽代松漠地理环境研究

古松漠地处大兴安岭西南段、燕山北麓、内蒙古高平原、辽河平原的复合截接部位。它以今天赤峰市为中心外延到其他省市边缘，其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长冬高寒的气候条件是契丹族以及辽代独特的历史文化面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代流刑考

流刑是中国最古老的刑法之一，是辽代四大制刑之一，在辽代的法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辽代的流刑与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有明显区别，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     

从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看辽代纺织技术

解放营子江代壁画墓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东南三十余公里处，根据发掘材料该墓相对年代在辽中期以后至道宗初年，此时辽宋已签订“澶渊之盟”，边境趋于和平，战事较少，这时辽代的丝织业虽不如宋朝发达，但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本文通过对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丝织物的分析。根据出土丝织品残片的纺织工艺、印染技术和刺绣风格，认为赤峰位近中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特别是大批汉人工匠进入辽地后，对辽代纺织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解放营子辽代壁画墓出土的丝织品无一不留下浓郁的唐宋风格．又由于各民族文化互相渗透，在花纹图案和印染着色上又有契丹民族自己的偏爱．由于这些丝织品大多属辽地工匠所织造，因此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辽代丝织业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