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明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体现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种强烈文化使命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是对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走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深沉而炽烈的思想情感,也是一种建立在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基础上的饱满而真挚的思想情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本质上是一种将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历史责任感、人民至上感有机融合起来的思想情感。充分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使命感的基本内涵、生成背景、实现路径等重大问题,对于深刻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推动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形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并在此激励下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同心同德地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持续闪耀出灿烂光辉,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和"文化

“和”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围绕着“和”的内涵、意义及如何建立和维持“和”的秩序,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内容博大精深,是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平衡各种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增强民族和社会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前提性思考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新的实践,需要并将催生思想的变革和哲学的创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支撑和智力支持,是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毛泽东哲学体系的集成模式:"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中,蕴涵着一个上至理论根基,下至具体操作的集成模式。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用《实践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个"知行统一观"的具体构成,可作如下归结:知行观的理论基础———实践论和矛盾论;知行观的知行原则———实事求是;知行观的知行宗旨和慧源———群众路线;知行观的知行方法———调查研究;知行观的知行指归———研究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集成模式,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结论在毛泽东哲学体系中所凝结成的哲学"蓝本",它已潜在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的知行规约。把这一集成模式提炼和归结出来,具有重要的哲学及文化"原型"的意义。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寻求外部援助的思想及其启迪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了"中国与世界不可分"这一重大事实,提出了"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的主张,强调了"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的重要意义。它给我们的启迪就是:政党成长壮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外部援助;事业成功有赖于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和寻求外部力量并重的方针政策;它为建立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和争取外部援助并重的方针政策。     

近代先进分子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进路及其贡献

从历史之维审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一个重要问题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探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进路是怎样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道路维度、现代化维度和民族精神特质维度三个方面都呈现出思想探索轨迹和鲜明时代特征,他们对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以思想启蒙使命和现代化图景批判解构封闭僵化的"天朝上国"梦,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成分的滋养,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汇聚力量进而推动中国历史巨变。明晰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进路及其贡献,对于我们更好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历史生成、发展过程及其当代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出的重大意义

文化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性的问题。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文化问题一定是这个时代所具有问题的反映。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针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提出的新的文化理论成果,它也是对中国文化建设理论的丰富与延伸。文化自信的提出,既是要找回我们遗失的民族自信,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更是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急需。新时代适时提出的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

一种和谐文化.不应是一种话语的独白,而应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迥异于西方传统文化"自然向人的生成"之独白思维,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着眼于人与自然的相互文饰而包含着丰富的对话思想.具体来说,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源于对身体的文饰,这种文饰意味着对话,而由身体出发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道阴阳互补思想则是对对话意蕴的最佳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意蕴为我们构建和谐文化、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反思与构建:"和合文化"的现实价值与时代定位

"和合文化"作为一种价值规范、政治理念、社会理想和辩证方法,是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和灵魂,它源远流长,历久而弥新。当前,在我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古老的和合文化重新展现出巨大魅力和迷人风采,中和文化拓展文化领域的理论视野,社会和谐致力于生活秩序的建构,和合思想有助于树立科学的辩证思维。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