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府诱导"与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之养成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民众思想纳入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轨道,一方面对民众进行“物质利诱”,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对其灌输“脱亚入欧”、“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受害(补偿)”、“天皇神国(武士道)”等思想。日本民众因这种长期的“政府诱导”而形成的“军国主义心理”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奠定了“民众基础”。正是在这种“军国主义心理”的驱使下,日本民众甘心情愿地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彻底清除日本民众“军国主义心理”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中国东北情结”的原因简析

20世纪初叶,日本国民对中国东北一直存在着一种“血脉相连”的浓重情结。其产生的原因是日俄战争使日本付出巨大代价并导致国力的衰竭,由此使日本国民在心态上错误地认为拥有中国东北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而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取得的巨大利益是这一情结产生的经济根源。     

"四川作战计划"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再调整

“四川作战计划”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中国战场的一次重大的战略行动,它的出台与日本的世界战略尤其是对华政策的新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和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是日本不得不放弃“四川作战计划”的主要原因。     

日本新民族主义及其兴起的原因与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末，新民族主义开始在日本兴起。其表现形式为美化侵略历史、鼓吹皇国史观、放弃和平宪法和拒绝国外批评。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国内和国际的原因，但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学者的“超越战后”意识及改革日本经济的求变惯性是日本新民族主义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日本的内外政策会趋于强硬，但新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军国主义。     

南原繁的“和平构想”

南原繁在日本战后提出了放弃战争、“全面讲和”、不搞再军备、与世界“和平共存”、保持中立,构建“人类世界共同体”的“和平构想”.“全面讲和论”等政治主张,遏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日本死灰复燃的危险走势.南原繁所提出的“和平构想”依然对21世纪的日本学界具有极大的警策作用.     

试述"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

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是民国时期一份著名的时事政论类综合杂志。“九.一八事变”前,《生活》周刊以敏锐的观察力,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对日本侵华的原因作了深入分析,认为日本侵华的内在原因是其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作用的结果,而中国自身国力的孱弱则是招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外因。《生活》周刊对日本侵华原因的分析,虽带有浅显、直白、感性的特征,但对于激发城市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凝聚他们的民族精神,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重要意义。     

"满洲国"的国籍问题与日本的政策

“满洲国”成立以后,为了体现其“独立”的国家性质,日本开始策划制定国籍法,企图把“满洲国”国籍强加给东北人民,同时对“满洲国”的日本人实施双重国籍优惠政策,以保证日本人在“满洲国”的统治地位。但是直至二战结束为止,“满洲国”并没有制定出国籍法。而没有国籍法的“满洲国”实际上不存在其统治下的“国民”。所以从“满洲国”实际上是无“民”之“国”的史实出发,就可以论证“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也论中日近代化的差异

首先，日本开国晚于中国，可以中国为前车之鉴；而中国开国虽早，可用于发展经济、和平建设的时间却少于日本。其次，“内耗”使中国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方面日本处理的较好。第三，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抓住了机遇；而中国却一再错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机。此外，中、日精英阶层对于如何实现近代化的认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也谈战后日本的三次“教科书攻击”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了极其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且战后仍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①,否认战争罪行,修改、篡改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本文论述了战后日本进行的三次大的“教科书攻击”②,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等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