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整宏观调控的长短期目标——走出通货紧缩之我见

自 1 998年以来中国经济步入了通货紧缩时期 ,理论界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都墨守宏观调控的老式信条 ,把解决通货紧缩的重点放在刺激需求上。我国通货紧缩的成因多种 ,走出通货紧缩所面临的困难之后 ,在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上 ,应打破传统观念 ,着眼于长远利益 ,把调节供给作为解决通货紧缩的重中之重     

论宏观调控权的界定——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冷思考

在评析宏观调控权理论现状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权的界定进行解剖式分析.在法治化背景下,不应将宏观调控权单纯理解为一种国家权力,主张将宏观调控权力作为国家享有的权利的标的来理解,即宏观调控权力权利化.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及其实现路径

宏观调控的技术性、灵活性和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试错性特点是制约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障碍.针对这些障碍,宏观调控法治化可以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一方面,要无条件地实现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法定,建立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制度；另一方面,继续采取委任立法的方式,但要不断将法规转化为法律；继续保留法律的充分弹性,但要适时地将弹性立法转化为刚性立法.为了适应转型时期宏观调控创新、试错和地方实验的需要,要建立良性违法机制.     

试论宏观调控权的界定与配置

宏观调控权的界定及其配置,是宏观调控法中的核心问题.宏观调控权作为一种权力,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界定与配置,使各类宏观调控权主体的权力明晰,职责明确,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集权与分权等问题,才能更有效的进行宏观调控.从宏观调控权配置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宏观调控权的现状与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宏观调控权的概念辨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个复合概念,它是由“宏观调控”和“经济职权”两个概念组成的。要阐释宏观调控权,就得阐明宏观调控、经济职权等概念。宏观调控权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论宏观调控的绩效评估、法制建设与行政问责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调控"日益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与创新.绩效评估、法制建设、行政问责是宏观调控制度建设与创新的主要任务.绩效评估应以政策程序为评估内容、以程序成本为评估方法、以地方政府为评估对象;法制建设应从宏观调控法和绩效管理法两个进路出发;行政问责应以科学评估和法治调控为前提.由此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仍要以宏观调控法治化为终极取向.     

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再思考

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全球经济正面临第二次探底的巨大危险.继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宏观调控手段"救市"的第一次高潮之后,是否还会出现第二次"救市"高潮,人们正拭目以待.宏观调控法并不是要去准确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去界定一个国家经济波动的样式和幅度,更不可能去事先规定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应选择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如何组合这些手段.作为宏观调控法治化表达样式的宏观调控法,其重点内容应该是调控主体配置、宏观调控实施程序以及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司法审查等.     

宏观调控决策的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是指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所应付出的代价.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责任制度的现状客观上要求建立起完善的决策法律责任制度,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是中央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地方是参与决策主体但不承担宏观调控决策法律责任.可以适用于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法律责任形式有其特有的内容,而且这些决策责任的落实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对“十二五”前期我国价格上涨趋势的总体判断

价格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变量,又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对我国本轮物价上涨的特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运用VAR模型对影响我国物价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趋势预测,给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现象、机理与影响

最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率明显下降,但没有引起理论界和政策层的足够重视。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微观层面的时滞效应、群体博弈理论和宏观层面的蛛网模型理论,结合中国的经济金融现实,从总供需曲线、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政策等方面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最近10年尤其是2012年以来,人口老龄化和投资收益率下降抑制了总供给弹性,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提高了经济韧性,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和改进提高了政策逆调节能力,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波动降低的主要原因。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实体经济波动放缓的同时,金融市场波动却呈现加剧趋势,这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和防风险攻坚战发出了警示信号。     

论宏观调控权的界定——全球金融危机下的冷思考

在评析宏观调控权理论现状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权的界定进行解剖式分析。在法治化背景下,不应将宏观调控权单纯理解为一种国家权力,主张将宏观调控权力作为国家享有的权利的标的来理解,即宏观调控权力权利化。     

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法理分析

以新一轮出台的房地产业法律政策为视角,对我国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效应进行肯定,对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干预异化现象进行评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转型期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转型期的宏观调控特征与政策思路

在经历长达7年多的调整后,我国经济正进入构筑新增长平台的关键时期,需考虑增长阶段转换、体制改革深化和开放大国经济等多重特征,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思路和框架,努力在高杠杆、多风险和有限政策空间约束下实现经济再平衡.宏观调控目标设定要按照质量优于速度的原则,把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总体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提升宏观调控的综合效率;处理好改革和调控的关系,积极推进重大领域改革,为稳增长提供政策空间;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硬化产权和预算约束,畅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强预期管理,注重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完善多边和双边协调机制;充分借助大数据互联网,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健全决策支持体系.     

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及其伴生风险分担的思考——兼论房地产调控措施的不足及政府定位

在房改政策及相关立法推动下,我国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并伴生各种风险。以抑制高房价为目的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不但未能起到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保障公民"居者有其屋"的初衷,并且,在立法、司法审判和宏观调控措施的合力下,房地产业发展伴生的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各参与主体间未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分担。各级政府既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同时也是房地产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和主要获利者。通过对历年房地产宏观调控实施效果及立法、司法审判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反思,提出合理防范、分担房地产业发展所致风险建议。     

税收调控应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基于中国房产税收调控的思考

中国的房产税改革试点以及种种房产税收调控行为,是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的,然而却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税收调控是否可以突破税收法定原则?为保护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以及法治国家的要求,税收调控不能突破、也不应被允许突破税收法定原则,税收调控应受税收法定原则的约束。     

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

眼下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中存在房地产投资过快、房价涨幅过大、空置率过高、土地供应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并已成为影响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借政府宏观调控机会,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增加信息透明度、制定土地计划、取消预售房制度、适时开征物业税5个方面提出我国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对策。     

财政调控的价值定位、方式创新及法治化路径

近期财政部出台的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将宏观调控的创新方式借用于财政领域,提出财政面向上的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和适时预调微调等,体现出财政的工具主义价值。从形式上来看,这与当下公共财政时代所要求的规范主义价值,存在着阶段性目标追求的二律背反,但基于财政有效治理的国家任务,两者又统一于良法善治的终极价值属性之中。对于仍深受财政工具主义思维禁锢的当下中国而言,更应提倡的是财政的规范主义价值,防止偏重调控结果有效而轻视调控过程正义,从遵循调控法定、尊重市场规则和坚持民生导向的路径出发,以期实现在调控权力控制下的国家全面可持续性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失范的经济法规制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然而,区域性限制竞争、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及宏观调控性缺失等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范。作为保障与规范“国家调节”的经济法与规制区域经济发展失范之间存有内在的“契合性”。未来经济法规制区域经济发展失范的路径可以从完善反垄断法以消除区域性限制竞争行为、完善宏观调控法以克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宏观调控性不足及健全国家投资经营法以促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等几方面着手。     

国家宏观经济背景与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变初探

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家宏观经济背景和居住形态的涵义,然后,着眼于20世纪后半叶我国城市居住形态的发展演变,从国家宏观经济背景变化的过程中反思和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