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菟太守考

西汉武帝在灭卫氏朝鲜后,于原卫氏朝鲜疆域内设立了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玄菟郡屡有迁徙.然目前学界对玄菟郡的最高长官--玄菟太守则鲜有关注.本文通过对史料的钩沉,试图将见于史籍的关于玄菟太守历任情况的零散资料予以梳理,并通过对玄菟太守事迹的介绍来展现玄菟郡在开发和巩固东北边疆中的作用.     

第二玄菟郡探讨

学界对“玄菟”释义有不同的说法 ,而第二玄菟郡是在汉昭帝时将汉四郡合而为一之后 ,将玄菟郡又重置于原辽东郡长城之外辖区之内的 ,它同武帝所置 (第一 )玄菟郡在时间和空间上皆无共同之处     

高句丽侯騊考——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下)

本文认为 ,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 ,就是当时仍半独立于朱蒙所建之高句丽 ,且保持与玄菟郡隶属关系的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     

从政区建置看蜀汉在南中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占据益州,随即将犍为属国升格为朱提郡,并设(床)降都督开始恢复对南中的统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分南中五郡为七郡.在蜀汉政权占据益州的近50年时间里,统治者在这一地区频繁的政区建置及其在云南行政区划史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战略目标的调整和实现.     

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辨析——王莽朝高句丽记事与高句丽侯騊考(上)

本文拟从分析《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王莽朝记事开始 ,采用逆推论证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王莽朝高句丽记事的诸史料的辨析 ,论证王莽朝记事中的高句丽侯与塞外之高句丽国无关 ,是玄菟郡高句丽县之侯 ,进而究明此句丽侯与古代之“句丽”的关系 ,并论证“句丽”早于朱蒙之高句丽前存在于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的高句丽是沸流国国王松让或其后人的观点。     

东晋时期侨置巴西郡诸问题考

东晋时期由于多年战乱,巴西郡人口大量流失,时值李寿纵僚入蜀,东晋政权遂于永和三年(347)侨置巴西郡于涪城。     

论河内郡在刘秀复“汉”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河内郡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的山河怀抱地带,南控虎牢之险,北倚太行之固,是河北通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咽喉要道。王莽篡汉后,刘氏皇族后裔南阳的刘縯、刘秀兄弟于家乡舂陵起兵,讨伐王莽的大"新"政权。更始二年(公元24年)秋冬之际刘秀率大军占领河内郡,以河内郡为基地,展开了北伐、西进、南征的复"汉"军事战争,跨越黄河,定都洛阳,最终统一了天下。在复汉战争中,河内郡起到了后勤保障基地、大本营和战略的桥头堡作用,是复汉的基石所在,地位至关重要。     

从西南到西北——历史时期武都郡地区区域归属考释

武都郡置郡至今,其区域归属经历了西南—中间地带—西北的变迁。武都郡地区呈现出的这种从西南到西北的历史轨迹是由地理位置、区域观念、郡境调整、民族格局和南北政权对峙等因素造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因素强弱轻重不同,导致了武都郡地区处于西南与西北之间一种过渡地带的尴尬境地,也喻世了武都郡在边疆化与内地化的双重历史发展趋势中摇摆不定,这对武都郡地区历史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论李特起兵及其所建政权的性质

西晋末年,天水、略阳等六郡流民进入今四川成都一带.后来,李特领导流民起兵反抗益州政府,在成都建立了军政府,以后改号大成.关于这次流民起兵,有的同志肯定是农民起义,后来建立的大成政权是农民政权.又有些同志主张这个政权以范长生当丞相为分界点,范长生为丞相之前是农民政权,他为丞相之后则转化为地主阶级政权.究竟这次流民起兵是否属于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是否农民政权,我以为值得探讨.     

西凉大姓略考

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一带曾先后产生过五个凉政权。在这五个政权中,河西世家大族始终占有统治地位。本文试对西凉政权中的大姓渊源进行一些考察。西凉政权由李暠于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建立,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为北凉沮渠蒙逊所灭,立国二十一年,历二主。西凉政权可以说是河西大姓,尤其是敦煌大姓的产儿。早在曹魏时期,河西世家大族即已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了。《三国志·魏书·仓慈传》载:“太和中,(慈)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     

南朝拟古诗的新变

南朝时期,拟古诗创作非常兴盛,并且发生了一些新变。这些新变主要表现为3个方面:江淹的突破、"永明体"和宫体诗的倾向、古意诗的发展与军旅边塞诗的出现。这些新变促使诗歌的艺术格局日趋成熟,也扩大了拟古诗的内涵和承载,对诗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田野派”学者严如熤

严如熤出生于一个具有“实地调查”家学传统的“理苗世家”,这种家学传统是他在平息乾嘉苗民事变时建功的资养,更是他“田野派”才干的来源。嘉道年间,严如熤坐镇南山、治理汉中,为官陕西20余年。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与亲身实践,在平定汉中白莲教事件与“棚民”事件过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绩。他一生著述颇丰,这些著作被后人视为“经世致用”之具。但是,我们从其生平事迹与著作中还可以看出,严如熤更是一个深入实地、长于基层社会调查的“田野派”学者。     

从王弼"言意之辨"解析产品设计语言

"意言之辨"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渗透到美学领域,展现出了东方思维的巧妙和深刻.运用这一理论于产品设计,我们能够超越西方产品语意学把设计的表达与认知割裂开来、只强调"意"与"言"的关系这一局限性,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沟通"意"言"的最重要的"象"的研究,通过研究产品存在的环境、社会、条件这一"语境"和不同生活形态、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个人喜好的个体对未知物品的认知差异,来完善设计历程和产品设计所能表达"共同体"的意识或特性的探讨.而这正是目前设计界在设计能力上最值得提升的部分.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阎若璩与汪琬礼学论争考述

阎若璩、汪琬为清初经学的代表人物。二人在康熙年间的礼学之争始于金石义例之辩,焦点集中在礼服学上,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论争。二人礼学观不同,研经治礼方法互异。汪琬兼采汉、宋之学,重求本义,主于律文以求"用实",不屑专事章句之学;阎若璩倡古礼以兴"古学",取法汉儒,重于考据训诂,排斥宋学,批评自朱子以来学者不事考据以致"私造典礼"之习。这场论争体现了清初礼学复兴时期的特征,对清代礼学发轫有着深远的意义。     

炎帝神农氏“七曜起于天关”的年代

关于炎帝的历法,宋.罗泌在《路史》中记载:三朝具于摄提,七曜起于天关,所谓太初历也。这里,三朝指年月日;摄提即摄提格,是指地支中的寅,七曜为日月五星。这说明炎帝创制的《太初历》起始日那天,为寅年寅月寅日,日月五星会聚在一起,并且是从天关星开始。通过天文年代学的计算和分析,可以确定公元前4 951年3月28日为炎帝《太初历》的起始日。     

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辨体意识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诗话的压卷之作,它对宋以后的诗学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中的"辨体意识"是严羽诗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严守诗歌的"当行本色"与诗文界限、确立以盛唐诗歌为师法对象和诗内诸体界限辨析等方面内容。而严羽严辨诗体的目的有二:一为直接目的,开拓学诗者的眼界,提升其见识;另一个是终极目的,要为后学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学诗门径。严羽辨体意识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从实践角度讲,宋诗发展至南宋已显露出诸多弊端,严羽欲找出时弊,规范宋诗的发展方向;从理论角度讲,在诸体文学之中,诗学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创作法则最为严格,故破体产生之时,反对的声音,即辨体意识也最强烈。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