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

魏晋玄风与陆机《文赋》的思辨性顾兆禄陆机（２６１－３０３）所作《文赋》，辞丽论精，向为历代文人推崇。然《文赋》之成就不仅在于它首先提出了“缘情”和“应感”等重要的文艺理论观点，而且通篇还充满了思辨性。这后一点正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陆机所处的魏晋...     

从嵇康、阮籍的创作看玄学大潮中的文学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士人在将玄学理论化为人生实战的过程中,在文学观念、主题取向、创作思维等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更趋于自觉。体现于嵇康、阮籍,就是以主体自由的创作原则取代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个体的心灵吟咏取代了社会现实反映;以意象思维取代了事象思维。     

论商代的天人关系——以人祭祈雨为例

“天人关系”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时代限制的哲学问题,在于它探讨的是人与自身力不能及的事情之间的关系,其所指是“人与人外力量的关系”,其中,“人外”主要指力量的作用范围有别于人。在这一意义上,商代有“天人关系”问题。从人祭祈雨习俗来看,殷人既表现出了对人本身的肯定,又怀有对人外力量的依赖,他们的天人观是在承认天人共存的基础上寻求天人互惠。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建构和谐社会是新的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它不仅要立足现实也离不开对历史的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思想，如主张“和实生物”的宇宙和谐论；“和而不同”的人际和谐论；“以和天人”的天人和谐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实现三大和谐的统一。     

谶纬言说与中国文学意象论的演进

谶纬除过在题材、想象、虚构,以及叙事等方面影响了彼时的文学,尚在文学、美学层面“意象”的形成、演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作用不仅表现在文学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论思辨层面.谶纬之天文、地理、人事、祥瑞、灾异等言说及其意义解读的“象告”与“言象”之言说方式不仅依托于《易》等汉代经学在哲学性层面,也在文学观念性层面引导人们加强对“意、象、言”关系问题的探讨,使得天人感应、主客交流的内在属性及观念性、想象性辨析趋于深化和凸显,从而完成了经由《易》之意、象、言,王充首次“意象”合用,荀粲、王弼之“言不尽意”论的过渡与铺垫,直至刘勰“窥意象而运斤”为标志的审美层面“意象”论破茧而出的演进过程,并具有了类似于后来章学诚所谓“人心营构之象”的含义.梳理这一过程,有助于深入认识谶纬、意象、天人等关键词以及汉魏晋文学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到艺术世界赖以发生的媒介、过程和特点.     

论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

一长期以来,学术界都以“天人合一”观念阐释中国艺术的哲学精神。这种阐释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在于现代以来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的影响：以西方哲学精神为“天人相分”,则以中国哲学精神为“天人合一”。在这种比较视野的局限下,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刻内容被简单化了,...     

从萧萧肃肃到超凡入圣——兼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时代性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大爆发时代,鲁迅曾将它称为我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音乐上“自觉时代”代表的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容置疑.嵇康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俊才””奇才”的高深造诣,而且还体现后世文士的广泛景仰.嵇康生活在错综复杂矛盾激化的魏晋时代,从独尊儒术到清净无为.,文艺美学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代表了魏晋时期音乐艺术由传统儒家功利审美态度转向崇尚自然,注重个人情感体验及尊重艺术特殊规律的审美倾向.     

嵇康玄学思想与魏晋名教政治

魏晋清谈前期,非止理论空谈;故论者玄学思想,亦紧密联系政治。汉魏政治,一转而有刑名;魏晋政治,一转而有名教;魏世思想,无脱名教世政之中心。出身寒门而党于曹氏的嵇康,在魏晋嬗替之际表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清谈论旨,不仅在于突出了玄学的转换,更在于行蕴其中的政治抗争。个中所谓“狂而刺切”,所谓“有疾而然”,皆嵇康置身司马氏篡政之政治反对派的思想催陷。要之,嵇康个性最明,倾向最明,而一归于清谈玄旨与政治之关系亦最明。     

论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继承与运用

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 ,这就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可以展开为一天人、同真善、合知行、道中庸四层互相联系的规定性。毛泽东、邓小平成功地继承和运用了这些优秀思想。比如 ,一天人与把握机遇 ;同真善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合知行”与实践和理论的统一、“道中庸”与防“左”反右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是以《公羊春秋》为基础,结合阴阳五行说而提出的。为深化其天人理论的内涵,顺应大一统的要求,董仲舒以《天人三策》迎合汉武帝的需要,又以“三统说”为新王立法。“法天”是董仲舒天人理论的重要支柱,“法天”的目的是通过鼓吹君权神授,以宗教神学强调君主的至高无上。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全书立意在于叙史存义,但在情节铺排中,却搀杂着许多有关天命星象、卦兆灾异等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且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三国演义》的天命观。 《三国演义》的天命观及书中有关天文星象、卦兆灾异等的描写,主要是受了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神秘学说的影响。西汉经学家董仲舒是“天人感应”学说的始创者。他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认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的本原(董仲舒《遗书》)。是最高范畴。他将“天道”与人事相比附,认为天人相应。认为天能干预人事,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是天表示对人的谴责和嘉奖的兆示。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心”是“仁爱人君”的,“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董仲舒《对贤良策一》)同时,董仲舒又认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为,人们的某些宗教仪式等也能感动上天,促使上天改变天意对人事的安排。他的这种“天人感应”学说,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学派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神学唯心主义体系,其本质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君权神授”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与玄学的兴起

汉魏晋学术的走向是在“同”与“统”、“变”与“常”的纠结中向前推进的。不论是“三同”还是“一统”,天、道都是既变又不变 ,儒家天道必须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百家之统合其实不在于学派的门户 ,而在于是否能够从理论上说明致极归一、以一会众的道理。玄学作为儒道兼综而搅起魏晋学术变革波澜的产物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将孔、老二圣会通起来。儒道轮替交织 ,“三玄”因变而兴起。“性与天道”玄之又玄 ,但玄虚亦需要周乎时变 ,从而走出一条既不回避孔老的对立冲突、又能将双方引向互补共济的新路。     

从《世说新语》论两晋名士之人格分裂

提起“魏晋风度”,人们往往将之理解为风流潇洒,放达不拘,任性而为,完全是人性解放乐观的一面。其实,“魏晋风度”的内涵是多方面的和双重的,它有其广阔的社会现实作背景,有其深层的人性内容。我以为,它是魏晋名士矛盾人格与分裂人格的集中概括。南朝刘义庆的轶事小说《世说新语》被认为是“魏晋风度”的实录。本文即想通过《世说新语》所反映的士族名流生活、思想、情趣诸多方面的内容,对魏晋时期(主要是两晋)名士之人格作一探讨,以此揭示“魏晋风度”的实质。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

纬书将流行于两汉的“天人一体化”理论发展到极致。它把神、自然、人一体化:神自然化、人化;自然神化、人化,人神化、自然化。纬书中充满了“天人相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内容,用自然现象比附社会现象,为统治者制造神话,故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纬书以政治为中心,将天理想化和社会功能化,天既象征人事,又对人事作出主动反应,从而表达了纬书作者的均平、无为的政治理想,政治调整观及政治价值观,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态。     

简论康熙天人感应中的民本思想

在中国地主阶级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有一个突出的观点,即“天人感应”。天人感应这个命题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所谓天人感应,认为和人一样,“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天与人同,“天人一也。”天不但有心有情,而且能干预人事,能赏罚善恶,降灾或降福于人。人的思念和行为亦可以感应上天。从哲学角度看来,董仲舒的这种天人感应论是粗浅的神学天道观,它是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性命之辨”中的天人关系——孟子“天人观”管窥

在孟子的思想中,“性命之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阐释,它一方面似乎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所冲突,另一方面又与“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逻辑产生某种张力。结合孟子整体的思想来看,“性命之辨”背后能够反映出孟子在道德本体论与道德实践论中的多层次内涵,特别是能够看到孟子对于天人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有着非常多元的解读。在“性命之辨”的思想背景下,孟子将“天”与“人”分别在本体层面和实践经验层面进行了相应的区分。在他看来,需要在经验层面对天人之间的分别进行定位,才能提供一个自下而上的道德修养路径,而这一路径的终点则在于达到“天人合一”这一最高的道德修养目标。在此,孟子的天人观就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而进一步具有了道德实践论与方法论的色彩。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孟子的天人观提供了一个独特且重要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