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研究

共同受贿作为典型受贿的一种修正形态 ,有其自身的内在要求 ,这种内在要求一方面来自于单独受贿罪的身份犯特征 ,身份犯共同犯罪的成立、形式和范围 ,历来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理论中颇具争论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单独受贿罪基本构成要件的理解 ,单独受贿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认识分歧 ,必然导致共同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和类型的争议。“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呈高发趋势 ,其衍生蔓延已为刑法理论界所重视 ,加强对其类型化的分析研究既是司法实践之所需 ,也是理论研究之归宿。在共同受贿犯罪类型化理论论证的基础上 ,本文将“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区分为合作型和利用型两种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     

共同受贿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受贿犯罪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以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的观点;共同受贿犯罪在主观故意、实行行为、因果关系、社会危害性上有不同与单独受贿犯罪之处;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共同受贿犯罪中片面共犯是可能存在的。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共同受贿若干问题探讨

在刑法理论中,关于共同受贿犯罪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以有身份者的实行犯的实行行为定罪的观点;共同受贿犯罪在主观故意、实行行为、因果关系、社会危害性上有不同与单独受贿犯罪之处;亲属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共同受贿犯罪中片面共犯是可能存在的.笔者拟就上述问题做一简要探讨.     

受贿犯罪形态及司法认定——兼谈"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问题

受贿犯罪形态问题,始终是理论上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受贿犯罪既遂、未遂和中止的界定标准在理论界更是争论不休.如果不关注司法实践,不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纯粹的理论探讨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受贿犯罪又出现了新的种类,犯罪形态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无法认识和评价新的受贿犯罪形态和犯罪类型.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论合作投资型受贿

本文从法理上对"合作投资型受贿"这种新型受贿犯罪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列举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合作投资型受贿"犯罪的几种具体表现形式,同时提醒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理财型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司法认定

委托理财型受贿中的"明显高于应得收益"可通过对利润真实性质的考察和例外情况下对受贿故意的排除来把握;"亲自理财"型受贿的定性应当慎重,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影响该类犯罪数额的认定;以借贷或借用形式建立虚假理财关系、实质上从事权钱交易的行为,原则上应认定为受贿犯罪.     

独立斡旋受贿犯罪之分析

受贿罪的罪名概括或包容不了斡旋受贿的特征,《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的规定加剧了受贿犯罪体系的不和谐之处,独立斡旋受贿犯罪有助于消除立法目标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冲突。在维持目前受贿犯罪罪名体系的前提下,将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单独定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显示出刑法原第388条斡旋受贿的尴尬地位,即是否利用了本人职务便利,在不同犯罪主体那里的地位和意义是不相同的。从应然角度来说,将《刑法》第388条统一为斡旋受贿罪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论我国受贿犯罪之应然主体

受贿犯罪的主体立法直接体现了立法者惩治此类犯罪的价值取向和对象范围,意义重大。现行刑法对受贿犯罪主体及其罪名的规定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实际需要,应当依照一定的原则并结合受贿犯罪的本质,重构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及其相关罪名。     

收受干股型受贿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受贿犯罪方式也随之不断翻新,以收受干股为形式的新型受贿犯罪将权钱交易由直接变为间接,由现货变为期权,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复杂,给司法实践对此类受贿犯罪的认定带来较大困难.收受干股已经成为新时期权力寻租的重要手段,成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收受干股是干股受贿的行为手段,收受行为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也是认定受贿数额的前提.在于股型受贿中,受贿数额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干股的股份价值和干股所带来的红利价值.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把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影响受贿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原来影响受贿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一新罪名为司法机关查处近年日趋严重的领导干部"身边人"受贿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关理论和实务问题是正确适用本罪名的关键.     

我国与新加坡受贿犯罪立法比较及其启示

新加坡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具体、严格,无论是在犯罪构成上还是在刑罚体系方面都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借鉴新加坡受贿犯罪立法,我国立法者对受贿犯罪主体的规定应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适当扩大主体范围;将犯罪对象扩大到“非财产性利益”,以顺应社会发展需求;降低入罪标准,遏制“贪小贪少不犯罪”的扭曲心理;废除受贿犯罪关于“死刑”的规定,以“罚金刑”代之,使刑罚的设置符合贪利性犯罪本质;同时要完善刑罚梯度,保证量刑的统一和公正。     

贿赂犯罪中贿赂物的内涵辨析

贿赂罪,是以贿赂为其核心内容的犯罪。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贿赂犯罪已不是某个国家所独有的弊端,而是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急需有效治理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把制裁贿赂犯罪看作是同腐败作斗争的方式之一,并进而将其规定为一项国策。对贿赂犯罪进行严厉的打击,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也日益突出,并且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贿赂标的的范围也随之扩大,这种不良的受贿行为系腐败不廉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为昭示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修订后的新刑…     

论消费型受贿

本文分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消费型受贿"犯罪之产生原因,并从法理上阐述了这种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等问题.     

行贿犯罪不可宽容

行贿与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行贿犯罪，净化政治空气，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行贿罪立法新动向之思考——兼议行贿罪废除论

2015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对行贿犯罪"立法从严""司法从宽"的悖论更加凸显。从立法因果论出发应当严惩行贿犯罪,从司法效果论出发则应宽宥行贿犯罪,解决这一悖论,不应作"非宽即严"的简单取舍,而应"宽严相济",既坚持严惩行贿犯罪的立场,又采取措施走出受贿犯罪难以查处的困境。要从刑事实体法上调整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严密行贿罪法网,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腐败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反腐败而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适法中的六个难题

刑法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受贿犯罪、严密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有积极意义。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适用中存在现职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的行贿行为如何定罪等六个难题。这些难题使得实践中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判决不多,法条运行的实际效果与立法加大反腐力度的初衷相距甚远。     

质疑以"黑社会性质"框定刑法294条的集团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是对刑法第294条规定的具有黑社会性质又不完全符合典型黑社会犯罪特征的一类集团犯罪的罪名概括,此创意无疑是为了适应国际社会打击黑恶社会势力的需要,因而照抄照搬以"黑社会"的字样.其结果,不但引起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诸多理论问题的争议,而且还给司法部门依据刑法294条从严打击犯罪设置了障碍.这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对294条的理论定位有失偏颇,以"黑社会"这一犯罪学上的术语来界定规范意义上的共同犯罪,于国情不符,与刑法理论相悖.     

解释论视角下的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

《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进行了修订,对行贿罪从宽处罚增加了适用条件。基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不同解释方法,适用行贿罪特殊从宽处罚条款应一方面服务于打击贿赂犯罪大局,另一方面起到平衡行受贿量刑的作用,同时标准应尽可能明确以避免放纵行贿犯罪。故此,对该条款中"主动交待"宜虚化处理,"犯罪较轻"应以犯罪可能适用的刑罚为判断标准,对"重大案件"、"重大立功表现"均应作扩大解释。     

中日刑法受贿罪概要比较

贿赂犯罪是中日两国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两国刑法所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法制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使两国刑法在打击和规制受贿犯罪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较大差异。在不断完善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增强打击力度的宏观方面，二者较为一致。而在受贿罪的名称设置、犯罪构成、量刑等方面又有较大区别。其中，在罪名设置、受贿的内容、受贿罪的构成条件方面，日本刑法的规定较为完善，值得我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