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财团”析

旧中国历史上,关于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中资助蒋介石的江浙“财团”问题,以往尚少论述。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索,以求教于同志们。一、江浙“财团”的由来旧中国号称有四大“财团”,即华北、华     

“四·一二”后南京政府与江浙金融财团的关系

江浙金融财团曾经以自己的财力助蒋上台。但是,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并未将该财团礼为"座上宾",而是对其采取有拉有打的策略驱使之、勒索之;而江浙金融财团1928年后也在对南京国民政府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中,做着既讨好、奉迎又时有反抗的挣扎。双方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一在南京政府中,宋子文与江浙金融财团以及上海资本家的关系最密切也最融洽。蒋介石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宋子文与该财团的这种关系,交替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两手,达到了将财团驯服为附庸于自己的目的。但宋子文对待江浙金融财团的态度和手法既不同于蒋…     

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

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姚会元北京政府统治时期，“江浙财团”逐渐形成。“江浙财团”乃是以上海为基地，以江浙籍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它包括所有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资本家集团，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它网络着江浙籍为主的买办、...     

简论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20世纪初形成的"江浙金融财团"是江浙财团的核心,在近代上海经济以及全国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形成的基础和条件,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其所依托的上海具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远东金融中心地位,为江浙金融财团的崛起提供了优越的地利条件;二、近代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三、著名的"宁波帮"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战后日本垄断财团的结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垄断财团的组织结构具有与战前不同的特点,它是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分析和探讨这些特点,将有助于深入研究战后垄断资本主义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中国本国银行业发展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三大财团,对旧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就三大财困的形成过程、主要特点及其如何充当国民党蒋介石上台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等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民国初年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自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经过十余年的时间,到清朝统治寿终正寝时,中国近代银行业已初具规模。辛亥革命后,中国金融业与中国近代工商业同步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伴随着这种“大发展”,以江浙财团银行家为核心的中国金融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他们不时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抵制、对抗北洋政府的专权,反映出本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     

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个人均无关。清理绥远抗战的真相,可以明确3点:第一,绥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云"力谋妥协",而是空前强硬;第二,傅作义、陈诚、阎锡山等人对绥远抗战有贡献,但决策和总体指挥者确为蒋介石;第三,绥远抗战期间,中国对日全面战争还远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谨慎从事,适可而止。但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已经充分表露,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已经充分表露。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商科教育与江浙财团的兴起——以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为中心

商科教育是晚清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张之洞曾将商科作为“技艺之学”与经学等科并列为“八科之学”.肇始于清末民初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是浙省商业教育之先驱,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创办的商业专门学校之一.学校地处“商旅遍天下”的浙江,为立宪时期地方绅商团体杭州商学公会所创办,与江浙地区新式商业金融资本家有很大关系.江浙财团基于共同...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斯大林

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朋友到失和的过程.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中苏国家利益的需要.蒋介石多次要求苏联出兵直接对日作战,但斯大林仅仅答应给中国援助,避免直接对日.蒋介石多次要求与苏联缔结"普遍性条约"或互助条约,也未能如愿以偿.相反,苏联为了保持其东部和西部边界的安全,先与德国后与日本缔结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条约.国民政府一度相当艰难.1945年8月14日苏联参战,固然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收回的主权是不完整的.蒋介石赢得的只是一场安慰赛.     

宋美龄与西安事变

宋美龄在现代中国由于身份特殊，因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有其特定位置。本文拟就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略陈管见。一宋美龄自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些重要场合，宋美龄与蒋介石总是相伴相随。蒋宋结婚第二天，宋美龄即与蒋介石一起去杭州，她本来要在莫干山度蜜月，结果当晚却又随蒋由杭州返回上海，因为第二天蒋介石要参加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后不久，宋美龄便随蒋介石来到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此后不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争夺东南地区的斗争

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三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夕,客观上已经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右派军事集团争夺的最重要的区域。蒋介石集团在争斗中逐渐控制了东南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而武汉国民政府则逐渐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决定武汉国民政府命运的关键的一环。所以,探讨这一过程,对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将有所裨益。一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集党政军民财等各权于一身。但北伐开始后,蒋氏权力开始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北伐军内部将领,主要是唐生智,开始与蒋争权较势。唐部在北伐开始后先行入湘,实力猛增,等蒋介石入湘时,唐已控有了湘省的民政和财政。此后,唐又先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而蒋攻武昌则失利,湖北实权又落唐手,蒋介石因为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和对湘、鄂的控制,先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受到威胁的危险,对唐生     

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

在盛世才治疆的很长时期,新疆与苏联关系密切,国民政府鞭长莫及。抗战后期,蒋介石决意利用世界大战解决边疆问题,1942年春,蒋介石知晓盛世才意欲摆脱苏联控制后,即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积极布局,促使盛世才表示效忠中央。1943年后,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不断强化,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日益减小。1944年8月,盛世才企图重新调整其政策。在中央压力之下,盛世才被迫辞职离新,新疆回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治之下。     

1935-1938年川省政府对县长人事的整顿及影响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刘湘政府在蒋介石帮助下收回防区民财两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县长人事。刘湘进行县长人事调整的每一步都给当事各方势力带来冲击和影响,川省地方军政势力的不断消涨、变化及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纠葛其中,随着各项措施的出台和县长人事的不断调整,刘湘与国民政府中央的矛盾逐渐激化,蒋介石对刘湘整顿县长人事的措施也由支持转为干预,最终随着刘湘的去世,刘湘时代任命的县长群体逐渐势弱、分流。川政统一初期县长人事调整的过程,也是当事各方博弈、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现象贯穿着川省统一初期的政治进程。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