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恩格斯的自然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的自然观散见在他的不同著作中.根据对恩格斯不同著作中自然观内容的梳理可见:恩格斯围绕着自然界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自在自然、人化自然、生态自然三个维度阐述了他的自然观.首先,恩格斯提出矛盾决定着自在自然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而且还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变化规律,直至出现了人类.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启示当代人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其次,在继承马克思思辩人化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具体化了人化自然的思想.他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类脱离了自然,并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开始支配自然;但不管怎样人类在支配自然的过程中,是绝对不能逆自然而行的.由此提示当代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一定要顺应自然即按自然规律行事.最后,恩格斯提出,要实现“(人)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的生态自然,就要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当前,中国已构建了以生态自然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应继续朝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和方向推进社会发展和体制机制变革.     

略论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及实现形式和途径,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促使我们在哲学层面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马克思自然观的深入研究成为历史的必然.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观点体现的归纳,对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有重要指导意叉.     

卢梭的生态自然观

卢梭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自然观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自然具有与人类幸福密不可分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自然万物尤其是具有感觉力的生命还具有独立于人类的价值和权利,因而内在地值得人类的尊重。卢梭的生态自然观应该成为当代生态学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卢梭的浪漫主义宗教观

卢梭的宗教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终其一生,卢梭既是反基督教的斗士,也是宗教的复兴者.卢梭与一般的18世纪启蒙时代的自然神论者不同,他由于强调倾听自然呼声依从情感福音、信奉心之殿堂、成就自由和美德之道,而独创一种新的信仰形式--天良神论.它为康德的道德神学开出了通道,成为从理性神学向浪漫主义神学过渡的重要契机.     

自然、暴政与权力意志——阐释《善恶的彼岸》·格言188

一个存在物的自然就是它的目的、它的完善状态、它的顶峰。尼采也谈回归自然,他说那不是卢梭式的倒退,而是上升到一种崇高、自由甚至令人恐惧的自然。然而这种回归是否可能呢?     

试论卢梭的三种自然状态与两种社会契约——卢梭政治哲学的一致性问题

卢梭分别在逻辑意义、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提出了自然状态理论。逻辑意义的自然状态是论证契约社会正当性的理论前提;历史意义的自然状态构成了批判一切现存政治制度的经验性基础;法律意义的自然状态既为推翻阶级压迫的暴力革命进行辩护,也为实现理想的契约社会提供了实践路径。与此相关,在卢梭的理论中存在两条达到社会契约的路径。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西方自然观的历史嬗变与哲学审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自然”范畴的演变而不断更迭。西方近代之前的自然观体现了一种素朴的自然中心主义，但伴随着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确立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工业文明与现代性视阈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由相对和谐演化为对抗竞争，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浪漫主义的自然观虽然重提人对自然的敬畏，却缺失了现实操作的可能性。第二自然的自然主义克服了上述自然观的缺陷，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卢梭自由的丧失和重建——论卢梭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卢梭是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自由问题占据了他思想的核心地位。他将自由看做人的本性,在对自然状态下人的孤独平等的自由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后,揭示了奴役和私有制的出现是人们丧失自由的根源,并进一步提出了在社会状态下如何重建自由,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的构想。他的自由思想也有着超越时代的感召力,对于今天我们的政治理论建设和实践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与自然的支配——鲍德里亚《生产之镜》批判性解读

青年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一书中,指责马克思的自然观仍然是启蒙观念中的奴役性关系概念,因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础是征服自然的物质生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大写的规律和自然必然性都是这种支配性思维的产物。文章依据对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科学理解直接回应了鲍德里亚的上述批评,并指认了其误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在于将生态伦理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畸变为一种本体论话语,他开始走上彻底否定人类对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的道路。     

卢梭和马克思:超越启蒙的两条路径

启蒙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思潮,在启蒙的视域中考量卢梭与马克思的承继关系,能够彰显两者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并凸显他们对于启蒙超越的不同维度.卢梭和马克思都对启蒙精神进行了反思,并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了对于启蒙的超越:卢梭在政治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批判,提倡公意,追求良知、道德自由;马克思则在经济学语境中实现了他对于启蒙的超越,把启蒙问题转化为了“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问题,并在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中塑造了一种新的启蒙精神.     

现代性的反思与困境--卢梭伦理政治观述评

卢梭是思想史上较早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人.他以古典共和国非功利德性和自由的概念基础对当时的启蒙思想进行了批判.这种以古代对抗现代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伦理政治观的回归.然而,卢梭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却陷入困境,虽然卢梭努力借用古代的思想资源,他所有恢复伦理政治观的努力并没能抵挡现代性的浪潮,因为卢梭所使用的概念同样背离了古代原初精神.当近代政治哲学的根基发生转变时,卢梭无法离开这个根基进行反思批判,这也是所有近代政治哲学难以逾越的困境.     

从卢梭回到柏拉图:重拾西方思想史的友谊论题——以柏拉图的《吕西斯》为中心

一、友谊论题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位置 当18世纪启蒙大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时候,卢梭便对启蒙的谎言、现代性的要害洞若观火,他天才地预见到:现代启蒙思潮将会以不可逆转之势把人类社会逼入绝境.拒绝启蒙的卢梭决然地返回古典寻找济世良方,问道于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伟大先师,追随古人思考的踪迹.然而,卢梭对自然状态考察的结果却使他抛弃了古典自然权利的基础--人天然的是政治动物,而是将不辨善恶的原始自然人看做现代自然权利的基础.换言之,卢梭拒绝承认自然中存在永恒不变的自然正当,不承认正义理式的存在,而是在"自爱心和同情"之上重建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制度,他自信能从历史而非自然中找到正义的标准--这种标准会因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返回古典的卢梭亲手终结了古典自然权利说,"肇始了现代性第一次危机"[1](P257),将霍布斯、洛克尚且保留的古典自然权利全部抛弃.     

卢梭正当性理论探究

卢梭将现代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也就是说,自由证成了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从人的自然自由出发,到人的政治自由结束,卢梭完成了他对社会制度的建构.在卢梭的道德理想国里,公意是正当性的判准,公意通过民主投票程序而获得,但其真正的基础却依赖于公民教化.通过公民教化,卢梭试图构建一个同质性的国家,但是这却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方向背道而驰.     

论卢梭启蒙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幸福导向

卢梭接受了启蒙运动提出的范畴,却不赞同知识和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启蒙原则,而是提倡返回人的真实的自我来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通过研究人的自然原则来拯救病态的社会,由此实现关于美德和幸福的启蒙。为此,卢梭诉诸人的自然需求和真实内心感受,以新的视角研究人,开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认知路线;并提出自然之善作为研究的参照点,揭示现代社会的堕落,提出相应的救赎策略。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传统人地关系“厚德”与“中和”思想刍议

我国传统的自然观与人格化是统一的.是以"德"与"和"为中心的,因此在人地关系方面更加趋向人格化伦理.古代传统"地力常新"的土地改造思想,对当代生态保护、控制其环境蜕化上有很大借鉴意义.结合西方景观理论中"千层饼模式"的地图叠加技术,在大范围的景观与环境规划中,为寻求适应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方面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论卢梭文明与道德悖论的历史观

一、文明进步与道德堕落卢梭社会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文明与道德的矛盾。从卢梭的思想倾向来看，他是站在道德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洛克的功利主义观点的。但是卢梭的道德主义不同于盂德斯鸠的道德主义，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孟德斯鸠是一位法国男爵，他理所当然地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来说话，把贵族的出身和荣誉放在与私有财产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孟德斯鸠对平民始终怀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他多次强调：“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人民的行动永远不是过分就是不及。人民有时候千手齐下，搞得天翻地覆…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从“道法自然”看长安文化的天人和谐观

汉代是长安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而道家文化又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自然观方面,道家文化"道法自然"、返璞归真的天人和谐观念,成为长安文化中顺应天时、保护环境的思想基础.汉代传世文物四神瓦当和彩绘雁鱼铜灯充分显示了汉代长安文化中"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观,对目前"共建和谐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