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管理的社会学阐释

从社会控制理论的视角将海洋管理定义为是有关海洋社会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如国家海洋局和非正式组织如渔民协会)通过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舆论等手段,通过对人类海洋开发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以达到维护海洋权益,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协调沿海和内陆平衡发展,促进人类海洋开发活动持续、稳定、协调开展,最终实现人与人、人与海和谐共处的目的.定义中阐明了海洋管理的对象:人类的海洋开发行为;海洋管理的任务:一是合理引导人类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二是有效处理海洋问题,三是协调沿海与内陆平衡发展;海洋管理的主要手段:政治制度手段,经济手段,社会舆论手段.这是本文作者从社会学视角对海洋管理进行的一些解读.     

英国海洋保护区法律体系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环境保护的有效程度充分反映了国家海洋发展理念。英国在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上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海洋保护区建设法律体系,并在保护区建设上表现出协调的“国内—区域”法律制度、专属的管理机构、成熟的公众参与机制等特点。但是,英国海洋保护区在建设中也存在管理制度落实难、保护区指定效率低等问题。基于英国海洋保护区法律体系建设实践,我国可通过完善国内立法规范、参与区域法治建设以及落实具体管理制度等方式推动海洋保护区建设,助力实现全球海洋保护区建设目标。     

我国海洋区域管理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协调”是海洋区域管理的核心问题。海洋区域管理要协调各涉海行业间的关系、海洋区域管理部门与涉海行业的关系、管理部门备层级间的关系,以及管理部门与企业、公众的关系等。目前在我国的海洋区域管理中,仍然存在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用海者利益等方面的不协调,困扰着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本文针对目前我国海洋区域管理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从政策制定、执法保障、制度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在理论体系上,主要体现为继承与开放、创新相结合,民族性与时代性及实践性相统一;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体现在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有机统一;在实践上,主要体现在目标的坚定性与手段的灵活性、过程的渐进性相适应。     

21世纪深海海底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

辽阔的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特别是深海底资源开发有着诱人的美好前景。本文提出深海底资源开发的机遇与挑战、深海底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的方针、深海底资源开发的责任和义务;阐述了坚持深海底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并重的原则;实行海洋建设项目管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健全海洋环境责任制度。本文第一次提出,深海底资源开发应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等协调平衡。     

论我国海洋区域管理模式下的政府间协调机制构建

我国海洋综合管理在实施区域管理模式的大背景下,跨行政区域涉海主体间的管海用海矛盾逐渐突出,协调好区域内各类涉海主体间特别是各层级海洋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海洋区域管理成功的关键,这就要求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完善区域海洋管理的制度环境建设、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措施,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间海洋管理行为协调机制。     

我国海洋事务管理的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加强海洋事务管理已成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总结研究我国海洋事务管理现状,系统分析我国海洋事务管理在管理职能交叉和管理缺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部门职能、管理机构协调、战略制定等方面提出改善我国海洋事务管理的对策,有重要意义.     

区域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海洋科技创新是涉及多专业、多系统、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在特定区域内海洋科技创新具有一定地理位置上的分工特色与共同的技术基础,区域内海洋科技各创新主体间应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协同创新。以浙江省为例,分析区域海洋科技协同的组织机制、动力机制与运行机制,认为建造良好海洋科技创新制度环境与政策体系,发挥区域内海洋科技隐形知识的邻近性优势是协同组织序化的基础;外部动力的诱导驱动与内部动力激励约束是激活协同组织的活力的主要方法;有效的沟通,科学的支配与协调是确保区域海洋科技协同组织正常运行,产生整体功能效应,达到协同的目的与效果的根本路径。     

生态视域下的森林管理制度变迁及其反思——云南M县案例研究

管理制度变迁对生态演变具有显著的影响。传统时期地方社会有一套有效的森林管理制度。以云南M县为例,通过对森林使用的类型划分,乡规民约和信仰、禁忌,地方传统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森林。1949年以来,由于地方社会组织、制度和信仰禁忌的破坏,森林遭受严重砍伐。此后,现代森林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现代森林管理制度在操作中的问题体现在：正式管理制度的低嵌入性、管理人员地方性知识缺乏、管理和执法力量的弱覆盖性和管理机构的利益化取向。因此,需要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补的管理模式。     

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正式—非正式”制度分析范式为揭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的制度逻辑提供了理论模型与工具。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关键在于通过整合作为党内正式制度形式的党内法规与党内非正式制度基础的“党德”,从而实现两套治理规范的优势互补与效能互动。推进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需要共同发挥党内法规与“党德”的治理效能,形成治理合力。任何单一制度治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度失灵、治理低效与缺乏经济性等内在局限。二者结合如超越一定限度也可能会引发诸如制度间协调不畅、制度缺位和互动不足等问题挑战。鉴于此,需要在妥善把握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关系以及制度变迁的条件限度前提下,重新构思两者相结合的制度互动模式,激活其中的内生动力与治理需求,强化制度供给与保障,综合考虑制度建构与运行的成本,以求更好实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的协调统一、相互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