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20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

中国古老的家族 ,自殷周以来 ,直到清代 ,大约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 ,起始是贵族的宗子制 ,实行大小宗法制 ,家与国一致 ;其后是民间族长制 ,或同祠堂联系在一起 ,成为祠堂族长制 ,实行小宗法 ,家、国分离。以宗法观念治理家族 ,大体上有两种类型 ,一是有祠堂、族谱以及某些家族共有财产的家族 ,可谓典型的族长制 ,另一是基本不具备上述三种实体 ,而实行族老、族贤治理的族老制。到了 2 0世纪上半叶的清末和民国年间 ,家族的变化 ,首先表现在家族组织的类型增多 ,达到丰富多姿的程度 ,在传统的族长型、族老型之外 ,出现族会、同宗会、族公会…     

近代革命史中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

封建家长制,是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它以家长为家庭的“至尊”,其他家庭成员人身依附于家长;若干家庭又隶属于封建大家族,族长是大家长;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则建立在其上,由封建家长、族长形成基础,以各级地方“父母官”为中介,以“家天下”的皇帝为顶端。对封建家长制及其道德观念的批判,是民主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试图通过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期间对封建家长制批判的考察,作为当前批判和肃清封建家长制残余的借鉴。戊戌变法时期对封建家长制的批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制造舆论,发动变法运动,进行了我     

西南彝族传统婚姻形态的宗法性探究

宗法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西南彝族传统婚姻形态缔结的原则和表现形式体现了彝族族权、父权、夫权的宗法性特征,分析西南彝族传统婚姻形态的宗法性,有益于彝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     

家国同构制度与伦理政治型文化

宗法制度孕育了伦理型文化,政治专制制度孕育了政治型文化。宗法制度和政治专制制度的有机结合,形成宗法专制制度,宗法专制制度孕育了＂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专制制度有利于确立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宗法制度具有很好的调节机制,有较大的弹性和再生功能。但宗法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致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发育发展。     

“人教”文化与古代文化

<正> 宗法是宗族以内的一种法权关系,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决定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①它萌芽于龙山文化晚期,形成于夏商,完备于周代,②以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瓴域,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宗法文化系统,古代文论处在这个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法文化的系统质。本文认为,宗法文化主要是通过“人教”文化、“向心”文化、“征古”文化、“天人合一”这样一些文化形态对古代文论发生影响的,它影响所及,广被古代文论的方法论与价值论、术语系统与思想系统。本文考察“人教”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论唐诗创作中的宗法文化特色

唐朝是个典型的宗法王朝,宗法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一代唐诗从诗人到诗论到诗歌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受到宗法文化的影响,唐诗创作带有鲜明的宗法文化色彩。 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建国初期中共在苏南新区土改时面临的新情况是: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并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量“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以此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     

宗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爱国主义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国家具有典型的宗法文化特征。在宗法文化影响下,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以忠君爱民为基本内涵,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以大一统为重要历史主题。宗法文化赋予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局限性和历史保守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基因对建设法治政府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很强烈的国家。以宗法伦理为内核,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如等级伦理、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影响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消解着我们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种努力,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进行法治政府建设,必然会出现“逾淮成枳”的现象,因此在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注重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     

对恩格斯“起源论”的三个误解

母系氏族社会是典型的氏族社会,在与之相对应的对偶婚制度下,夫妻也是生活在一起的,“走访婚”不属于对偶婚。母系氏族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户经济”。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别称,不能视作与母系氏族社会并列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在所谓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发展为军事民主制,出现个人性质的权力并从此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

家族政治是家族组织长期控制或者影响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形态。它表现为家族力量在一个政治体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响。在亚洲地区,家族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左右或主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亚洲家族政治渊源于久远的家族社会,而近代以来又没有发生内生的民主革命,从而使家族政治延续下来。家族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价值,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性、政治连续性、推动政治转型都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接班人的正统性、家族政治的认同性、权力经济、政党分裂、家族政治的延续性等。所以,对现代政治体系下出现的家族政治这一政治返祖现象,需要作认真分析、全方位考察。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姓氏文化与古代法律

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盛行 ,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 ,姓氏作为宗族血缘的符号和标志 ,人们赋予其很多的文化意义。这种文化对古代法律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本文就传统姓氏文化与古代的家族制度、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与立后收养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

本文对西夏军粮、武器、马匹的供给情况作了初步探讨 ,概括出其军事后勤供给是由国家、宗族、部落民三级组织系统来实现的。这是西夏军事后勤供给体制最主要的特点 ,与其宗族兵为基础的全民兵役制相适应 ,具有鲜明的优越性 ,适合短期流动作战 ,使国家军事后勤压力经过分解而大为减少 ;也有其弊端 ,不利于旷日持久战 ,更重要的是 ,使宗族家长势力坐大 ,拖住了西夏社会迈向封建化的后腿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