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开发、权利保障与反贫困——基于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经验分析

西奥多·W.舒尔茨和马蒂亚·森认为,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劳动者的素质和权利保障才是解决贫困的关键。实际上,这两个方面在贵州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的表现都十分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的贫困问题因为面积大、程度深、人口多而一直备受关注,贵州同是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就有36个之多。因此要持续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构建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法律保障机制。     

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农户林地转出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恩施州为例

农户林地转出和转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流转行为选择,应分别对其研究。集中连片特困民地区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农户林地流转行为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以恩施州为例,通过对相关样本村的实地调研,运用统计分析和Logistic回归方法分别对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农户林地转出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据此得出了相关研究结论。     

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带致贫因素分析

赣南中央苏区是我国典型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是实施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利用2006—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13个县的经济、社会与自然等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研究影响赣南原中央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主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赣南苏区集中连片贫困区致贫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农村用电量。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提高教育水平、加强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和开展农村电网建设改造有利于推动赣南苏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反贫困进程。     

贫困陷阱、发展援助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

文章从贫困陷阱理论分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致因,并提出发展援助的政策选择。文章首先基于标准的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分析贫困陷阱的机制,然后主要依据四川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数据,分析了贫困陷阱在这些地区的表现,包括地理第一性驱动的空间贫困陷阱、地理第二性(市场发育程度低和文化因素)驱动的贫困陷阱及因极度稀缺驱动的行为贫困陷阱。最后给出了通过外部的发展援助进行贫困治理的政策选择。     

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2012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86个县市2009-2017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

减贫一直是我国高度重视的工作,我国已经进入"十三五"规划实施时期,离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不到五年的时间,扶贫攻坚任务艰巨。精准扶贫的具体落实,成为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面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工作的难点,以四川省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和措施。     

“山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庆论坛”综述

我国山地区域集中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山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庆论坛”旨在为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新思路,促进跨行政区的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论坛紧紧围绕山地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山地特色产业选择、山地旅游业发展、山地城镇化、山地财政金融等问题进行研讨.会议总结认为,推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应在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做好城镇发展规划、选择特色产业,依靠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推进扶贫攻坚计划实施.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当前,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精准扶贫的新阶段。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是旅游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由于旅游精准扶贫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结合实例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亟待研究。以四川藏区这一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在其贫困人口旅游受益的资本、权力和能力等方面限制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剖析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精准扶贫的作用机理,提出了包容性可持续的旅游精准扶贫战略思路,构建了包括启动激励、目标导向、参与共享、监测评估的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体系,明确了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机制的优化方向。     

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模式探讨——遵义市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情况研究

武陵山片区涉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的11个地(市、州)、71个县(区、市),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为积累以跨省片区为单元组织大规模扶贫攻坚的经验,党中央决定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并决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为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试点工作的联系单位,为全国其他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工作的推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通过对遵义市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完成情况的调研,梳理目前已采取的扶贫措施和存在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旨在探讨少数民族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致富,加快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模式。     

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近代地方民族商人发展崛起过程中对滇西北多民族地区农业的商品化渗透为研究基点,探讨并梳理了滇西北民族乡村农业商品化浪潮下的发展表征和具体变迁内容.研究表明,在以滇西北为缩影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乡村地区的农牧业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土民族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者角色,而且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这是这个特殊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近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景象.     

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演进的分形研究——以武陵山片区69个县市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战背景下,文章运用分形理论对以武陵山片区为例的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演进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1990～2016年69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分形结果表明:(1)武陵山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明显不同于现代集聚式城市发展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均等式"城镇化格局;(2)武陵山区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以2000和2012年为拐点分成三个阶段,且不同阶段的"均等式"趋势都在持续地强化。同时使用洛伦兹-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莫兰指数对分形结果作了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从地理条件限制、旅游产业需求、农村人口结构和扶贫政策影响等方面探讨了该均等式城镇化的形成机制。最后,给出了优化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人口城镇化格局的若干对策。     

特色农业视角下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探析——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近年来,民族地区农村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形态。但随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问题。例如,特色农业发展中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残留地膜;农村生活源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及特色农业发展所导致的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等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族地区农村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可通过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建立立体生态农业和循环发展的模式、建构"政府—企业—科技"一体化统一防治链条、"合村并点"等措施来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     

连片开发中的资源整合:成效、问题与对策——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是连片特困地区(滇西边境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区域性贫困问题严重使连片开发成为该县扶贫开发的主要策略。2010年启动的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项目则成为该县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最大平台。在统一规划下,拉祜族聚居区综合扶贫开发整合了各类扶贫资金,也实现了专项扶贫项目间的良性互促并形成反贫困合力。资金整合渠道多元化、基础设施建设连片化、扶贫产业发展规模化是连片开发资源整合的主要成效。但受多重因素影响,资源整合也面临资金整合难度大、扶贫项目结构不均衡、产业扶贫带动增收效果弱、扶贫项目监管薄弱等问题。应从省、市层面统一规划扶贫资金整合,从跨区域视角规划产业扶贫布局,增强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程度,加强对乡(镇)政府实施扶贫项目的监管等方面提升澜沧等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县的扶贫开发效果。     

连片特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应差异研究——基于四川藏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四川藏区是我国连片特困民族地区之一,以身处贫困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方式,对旅游发展模式不同的3个旅游社区进行实证对比研究,深入探析了旅游发展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居民的实际经济受益情况,调查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态度、参与行为和政策评价,验证了不同旅游社区和旅游经济受益的居民在旅游扶贫态度和政策评价上有显著差异等理论假设,提出了提升旅游扶贫效应的对策。     

新时代破除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陷阱”的理论及战略路径研究

文章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贫困户个体、生产资料、贫困属性三个维度基本特征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再运用新疆南部三地州连片特困地区813个样本家庭资料构建Logit二元选择模型,并进一步开展了弹性测算和敏感性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面积、贫困程度、致贫主观因素等指标对贫困户精准脱贫影响显著。致贫主观因素主要是贫困户自身发展动力不足问题,这说明传统"输血式"财政扶贫支持导致相当比例的贫困户对直接财政补助产生严重依赖性,失去自我发展、主动摆脱贫困的动力。为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提高扶贫开发质量,把扶贫与扶智、扶志结合起来"的工作目标,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直接扶持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脱贫的意识,这是新时代少数民族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内涵,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政策性和政治性。     

南方脱贫攻坚的典型模式与经验启示——基于闽粤桂黔的经验总结

我国扶贫工作的主战场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南方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在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占比较大。南方几省在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产业经济特征方面存在着互补性,扶贫工作也就存在着可以相互借鉴或相互协作的根基。本文分析了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省(区)的脱贫攻坚典型模式和经验,并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江西省的脱贫攻坚工作给出启示,即扶贫工作重视精神力量、金融扶贫助推产业扶贫的必要性、充分利用乡村旅游资源、开展省际或地区间的对口扶贫、重视大数据在扶贫攻坚工作上的作用等。     

男青年成婚难的社会影响及扩散机制

我国社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男青年成婚难问题,在偏远落后地区更是呈连片集中之势。这一问题将会给社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如增加社会福利与健康成本;社会管理与治安维护将更为严峻;有可能加剧阶层分化,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民族地区的这类现象可能引发民族问题,不利于民族团结;妨碍经济发展;导致成婚难问题恶性循环。这些影响间的关联会加重某些影响的程度,而通过媒介效应、蝴蝶效应、流动与平衡机制,这些影响将会扩展至更广泛的区域。     

连片特困地区中央扶贫资金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2011年12月,我国启动了连片特困区扶贫开发工程,加大对连片特困区中央扶贫资金投入。但是,大量扶贫资金投入能否增强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文章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11个连片国家级贫困县为样本,应用CD函数回归模型和面板分析,测算了中央扶贫资金及其分项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发现中央扶贫资金对连片特困区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显著;其分项分析中,扶贫发展资金对经济增长作用良好,以工代赈资金对经济影响不显著,贴息贷款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为负。因此,文章提出优化连片特困区中央扶贫资金结构、加大扶贫发展资金投入、改善以工代赈资金使用管理、改革贴息贷款制度、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包容式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成果分配公平性等建议。     

数字农业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发展现状,提出了数字农业的定义、内容及其对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最后就如何发展数字农业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对策。     

连片贫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及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5武陵山区71县、区（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对2004—2015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格局演化和现状分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多维视角探寻影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的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出起点低、演进态势显著向好的总体特征。2004—2015年,该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2007年的失调阶段、2008—2011年的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以及2012—2015年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武陵山区71区县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特征,就其影响因素而言,金融规模扩张水平、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武陵山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