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旅游情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边界研究——以阿细祭火仪式为例

内容：文化旅游是指旅游者以特定人群共同体的地方性文化为消费对象,以期对异文化进行感知、体验和认知,从而达到休闲、娱乐和自我叠加的消费过程。东道主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迎合旅游者的消费取向,一方面对地方性文化进行文化重组,另一方面也会以地方性知识体系为规训,自主地确定旅游者的消费边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表现为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文章以阿细祭火仪式在文化旅游情境中的境遇为例,分析地方人群共同体如何重组遗产、确定遗产的消费边界,从而实现遗产的自我活态存续。     

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学视角

［摘要］在消费社会中，一切文化事项都成为消费资本，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遗产，如何在与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互动中继续传承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思考在遗产旅游消费过程中同一性与多样性如何的协调，从而使得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原真性的、活态性的存在。     

从“遗产化”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为例

近十年来,伴随非物质文化"名录遗产"的数量不断增多,有关"遗产化"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保护下,从学理上探究遗产化的内涵、产生原因及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砚制作技艺"的遗产化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而且从中可以发现民间文化在遗产论证、申报与认定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文章在分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成绩,详细剖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非物质遗产被不正当商品化、非物质文化载体被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管理欠缺、传承出现断脉、民众意识薄弱、保护教育匮乏等,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态、保护物质载体、健全保护信息系统、保护传承人及文化空间、提高民众保护意识、开展保护教育及进行旅游开发等一些策略,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际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有形遗产一样,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中多处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三者的关系。然而,如何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的矛盾是当今社会的重要命题。在国际视角下,以越南赫蒙族手工技艺为例,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区旅游开发相结合,以当地遗产传承主体为核心,保护与开发利用相互促进,最终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模型建构与实践策略 ——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

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语境中,遗产旅游与身份建构和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关系密切。通过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唤起植根于旅游者的心理意象、情感能量和文化记忆,从而维护和强化道德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文章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分析遗产旅游与文化认同的内在关联,认为遗产旅游在促进文化认同方面与互动仪式链呈现耦合状态,并作用于主体塑造、情感能量、集体兴奋和行为实践。遗产旅游的互动仪式有助于创新旅游体验,凝聚认同符号,激发情感依恋,汇集情感能量,塑造文化认同。在新的发展阶段,遗产旅游需要嵌入创新性互动实践,借助于数字技术优化文化遗产场景,在互动仪式中建构民族文化认同和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逻辑与转型

社会性格决定人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在消费社会中,当人以利己主义价值观指导行为时,人的行为表象为"占有";当人以利他主义价值观指导行为时,人的行为表象为"存在"。随着文化遗产旅游消费的发展,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时空资本化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时空互压重组与建构文化遗产,造成了文化遗产在旅游消费中的符号化和去情境化以及各类行为体关系的客体化,导致文化遗产的异化。文章以文化的时空认知为起点,分析时空资本化后文化遗产旅游消费形态及其逻辑,认为文化遗产旅游符号化的根源在于旅游情境中各利益相关者均是以"利己"的价值取向为指导、采用"占有"方式消费文化遗产;随着人们对消费本质的回归,旅游利益相关者逐渐转向以"利他"的价值取向为指导,以"存在"方式处置文化遗产,进而在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构建合作、共享的社会关系,实现遗产保护与遗产消费二者之间良性的互构。     

当代语境下古镇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实践路径——以昆明官渡古镇为研究对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古镇的一张名片,随着市场经济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囊括到旅游产业中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如何在新的语境下,始终保持非遗的在场,成为政府、学者与民众所关心的话题。近年来,昆明官渡古镇从区域地理位置出发,因地制宜,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社会发展需求又契合非遗本身的发展之路,即文化空间构建、家园遗产重塑和发展遗产旅游三条实践路径。文化空间的构建保障了古镇非遗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家园遗产重塑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居民和游客对古镇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遗产旅游的发展可以对古镇非遗进行有力宣传,同时也为非遗保护与传承积累资金,这三条具体路径为其他区域的古镇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经验。     

略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独特，文化价值大，经过旅游活动的介入可以形成品级高、旅游吸引力强的旅游产品，并能提升旅游开发的层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应该选择合适的载体，采用正确的旅游开发模式，设计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遵循遗产保护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定义的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的整合体,其本质是非物质性的活态文化,并依附于人而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的物质产物和作品只是文化表现形式的载体,应区别于文化本身对待。保护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做了概括性的描述,尚不能全面认定和科学保护,立法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性必须以群体特征差异为前提,在认知文化本质和具体形式的同时,考究遗产相对性是确定文化遗产地位的关键。     

遗产体系与遗产学的一些问题

遗产、遗产运动、遗产体系、遗产学都是同一知识和话语领域老而新的问题。"老"者,遗产本身足以明之;"新"者,指遗产在现代遗产运动的背景下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且被赋予特殊语境中的"话语"特征。不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不是特殊文化体系的表述性、展演性产物。因此,探索文化遗产体系也就成为现代遗产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文章就遗产、遗产体系与遗产诸问题提出一些见解,就教于学术界。     

遗产旅游与遗产真实性研究

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问题,在大众旅游兴盛的今天,成为遗产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遗产保护来说,人们追求的是遗产的原真性,即特定人群在既定的时间、空间里按照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进行的文化事项;对于遗产旅游来说,由于时间错位,空间位移,旅游者看到的多是遗产制造与遗产表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舞台表演的遗产成为一种"超真实"性遗产,而可能会被接受为"原真性"的遗产,从而完成"传统的发明",遗产的原真性因遗产的动态发展而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     

河源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析与旅游开发模式研究

本文收集、整理河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分析遗产的地域、类型分布等特征;并实地调查了河源主要景区的客家文化利用现状,着重提出河源非遗资源的民俗节庆活动模式、舞台演艺开发模式、旅游商品开发模式、客家文化氛围营造四个方面开发遗产资源。当前,河源正着力打造“客家古邑”的城市形象,而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对提升和传播该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园林与昆剧的艺术同构

苏州是个园林城市,已有9家园林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苏州又是昆剧故乡,昆剧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其存在形式截然不同,但艺术上的同构,使它们一开始就难分难解,构成了苏州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游走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和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迅速的中国社会,遗产无论从文化、政治亦或经济方面讨论都具有重要性。在对文化遗产的众多研究中,关注点多集中在应用层面,特别是对遗产的保护和开发这一悖论的探讨,而对遗产的来源和特征等基本属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从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特征等基本属性来看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通过回顾从提出"物质文化遗产"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这一历史转变,重新审视当代的遗产运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

历史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传承人传承的。但随着遗产濒危程度的加剧和各国政府的出手相救,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如果我们弄乱了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职能上的区别,作为保护主体的政府放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做,而亲自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来,就很容易将自己所熟知的官方文化、当代文化等外来文化添加进来而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基因使"民俗"变成"官俗",使"真遗产"变成"伪遗产"。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破坏,许多都与各级政府亲自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编风"有关。这种错位性制度安排,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注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多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战略探析——以中秋节为例

中国拥有大量多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节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中国已成功申报了古琴等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也有几项与他国共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他国抢先申报.中秋节申报世界遗产存在着多国共有的竞争压力五个方面的障碍.应在坚持"共有优先、联合申报"原则的基础上,采取"深挖内含价值,突出遗产文化本源"等五方面等措施,力争将中秋节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个案与文本表述——梁平造纸术调查报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日益改变着传统文化的表述语境,“遗产”甚至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在国家遗产的宏大叙事中,地方个案的特殊性以及与当地人生活方式的特殊关联逐渐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系统而被“书写”、被“转述”.梁平造纸术就是这样一个被湮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的细微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