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以杭州为个案的研究

在公共治理领域,现代传媒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规范性特征在于民主责任承担与民生事业关注两个层面.杭州民主民生的传媒行动,以现代传媒的实体化功能创新,建构传媒的场域效应、社会交往效应与治理效应.公共治理的现代传媒功能建构,关键在于建构合作治理的社会行动网络;其路径在于:导引社会行动,吸纳公众参与,促成制度规则体系的互动衔接.     

民主创新:背景、动力与策略——对中国基层民主发展机制的一种阐释

民主创新是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一种重要机制.当前,基层民主实践中大量涌现的民主创新案例体现了基层民主发展的活力,也提出了深入阐释民主创新的社会结构背景、发展动力和具体行动策略的理论要求.作者研究认为,中国的基层民主创新是在既相互交织又相互分离的一系列作用机制和背景下推进的,创新的动力是治理危机、资源吸纳与公民维权等因素,其具体行动策略则是一种从实践可能性出发的民主行动哲学.     

协商治理及其当前实践:内容、形式与未来展望

协商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一个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因为遵循协商民主的基本理念,在价值上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因此,协商治理的本质是一种民主治理.协商治理在当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具有多样的实践形式,并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因此,协商治理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治理范式.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说明,公共治理正在发生一次重大的范式革新.     

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协商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治理的民主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念,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西方交易民主反思：民主异化与当代危机

当代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一是民主的运行前提因为经济社会的高度不平等而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受到代议制和票决制民主的极大限制,其中代议制民主通过剔除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而限制了民主的实践形式,而简单票决制限制了多种选任机制的丰富组合模式。三是民主的人民自治本质被金钱民主和权贵政治所异化。经济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与票决选举（精英赋权）相互叠加的政治结果是将民主政治异化为权贵政治,这种异化本质上是通过经济主宰与政治交易完成的。四是民主的治理质量因政体失灵和政府低效而受到深度侵蚀,其中政府低效是指民选政府在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治理效果等方面表现欠佳。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集中体现为民主异化,其异化逻辑就是：从人民做主简化为代议制民主;从代议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民主,进而异化为票决民主;从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最终异化为金钱民主。金钱民主的本质就是权贵阶级控制下的交易民主。     

国家转型中民主风险的内容呈现与诱发因素

国家转型过程是政治风险的多发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政治风险的防范与治理将决定国家转型成功与否。民主风险是政治风险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民主过度"风险和"民主不足"风险两种类型,这两种风险又各自分别对公共权力及社会公民层面具有危害。民主风险的诱发因素包括:权力核心、文武关系、经济社会状况、国家形式,以及外部示范效应;民主风险防范与规制的总原则是:民主发展要适度,要与具体国情和政治现实相适应,要防范民主不足的风险,特别要防范民主过度的风险。     

论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关系

绩效导向型政府有着良好动机促进现代民主,它是一种责任政府,要向公民负责,对于民主的要求不能忽视.政府的责任机制是沟通绩效导向型政府与民主的桥梁.但在政府实践中,出现了三种冲突:它并非以一种民主的方式去实现政府治理和公民的全部角色和责任;它依赖市场体制下的交易,限制了积极治理和积极的公民权;它的努力主要是以制度或管理为核心,实践中的绩效导向型政府的建设容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其具体目标.三种冲突,使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出现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异.要切实实现绩效导向型政府与现代民主的和谐同步.本文进而分析了相关的解决三种冲突的思路,提出公民参与绩效管理、多元共治等解决途径.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视阈下的政府间关系

在由多元主体共同构成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仍然是其中对资源和权力进行权威配置的核心主体.从战略高度调整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中政府间关系的核心与前提则在于重构以政府为核心、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分配机制.实行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权力分配体制,形成常态管理和危机预警、恢复阶段彼此间共享权力、分担风险与战时集中决策、统一指挥并存的权力分配格局.     

参与式预算与地方治理:浙江温岭的经验

参与式预算是基层民主与地方治理的一种制度机制.以民主恳谈为核心程序的温岭参与式预算,其制度逻辑在创制基层政治合法性、建构公共理性,引导地方公共决策的理性化等规范性维度方面具有独特的绩效,但也存在预算决策执行缺乏理性、未能建构起官民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以及对于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建构作用有限等不足.经由制度自身的技术性完善及外在条件的优化,可以改进这一治理机制的不足,提升其地方治理与民主的效用.     

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的制度化实践及对我国人大的启示

公共预算是政府的血液和民主政治的核心,随着公众预算民主意识的觉醒．肩负公众受托责任的人大如何确保行政预算向公众负责是我国当前预算民主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以回应纳税人预算民主诉求为起源的发达国家议会预算监督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把民主责任作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在完政层面进行预算权的民主化配置和操作层面控制技术及辅助资源的提升是其主要特征。以发达国家预算监督制度折射出的民主责任逻辑反观我国目前的实践,理念的更新、预算权的均衡化配置、中期财政预算控制的加强、多元监督合力的发挥等制度要素对于增强人大预算监督责任尤为关键。     

协商治理:中国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中国式的协商治理模式,因为协商治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治理模式,是一种以中国式民主即协商民主为基础的公共治理模式.要实现以协商治理为目标模式的公共治理,必须深化改革,以期实现从传统的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治理的转变;完善政府主导下的多方参与的协调共治体制;理顺政府内部的职能关系,完善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共治体制.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民主意蕴及其实现路径

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比,新公共服务理论在公共管理的宗旨和目标指向、公共政策的执行责任、政府服务的对象、公共组织和公务员的责任、公共组织的管理方法、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认知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相对于政治民主、行政民主、民主行政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蕴领域更宽、范围更广,更为深厚、彻底、直接、可靠,且更具有可操作性.新公共服务理论民主意蕴的实现路径主要有公民美德塑造及行政官员道德意识的复兴、民主对话、共同生产、共同领导等.     

社会风险预警与公共危机防控:基于突变理论的分析

现代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社会风险是潜在的危机,公共危机则是社会风险的实践性后果.如何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已经发生的社会危机,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问题.预防社会风险控制公共危机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而突变理论则为审视社会风险与控制公共危机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然界和社会现象中大量不连续现象,可由某些特定的几何形状来表示.只要控制参量的个数符合要求,我们就可以借助级数展开式完全预测机构的定性状态,此即突变理论对社会风险预警的参考价值.一旦出现公共危机,我们借助控制变量与状态变量的关系可以尝试研究从理论上对之进行防控.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与本土化民主发展取向

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为如何看待和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民主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在研究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加强地方性知识的嵌入,促进国家治理与地方性自治的有效衔接,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质的平衡与互动状态,使“乡政村治”这种民主治理的弹性结构更具有解释力与借鉴性.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