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村民自治中"四大民主"的法制化研究

中国村民自治的实践已经走过 2 0年的历史 ,“四大民主”建设是村民自治的根本内容和中心环节 ,对推动村民自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 ,由于村民自治的法制不完善 ,“四大民主”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推行也存在很多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建设。为此 ,村民自治条件下“四大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刻不容缓。     

村民自治‘簿选”利弊谈

村民自治“海选”源于吉林省梨树县,后被国家立法所认可,现已作为选举的模式推向全国广大农村。从“海选”的实践中分析“海选”,看其利弊,利大于弊,利是主流。发展和完善“海选”,既要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也要在实践中除弊兴利。只要在“海选”的实践中坚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和政府的指导和帮助作用,其弊必将得到克服。     

自治空间里的共治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天津市D区社区治理“约吧”案例研究

自治是社区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自治强调的是自主治理,而非自行治理。具体来说,社区治理不仅需要通过制度赋权,使社区群众享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权力,也需要通过机制赋能,使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行政力量、社会组织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拥有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共治渠道。综合来看,在自治空间里有效实现多元共治,才是社区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题中之意。多元共治是社区治理实现社区善治的路径,如何实现共治,如何在共治中体现自治理念和思想,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予以探究。政策文本和已有的研究综述为“自治空间里需要共治”探寻政策依据和理论阐释;“约吧”模式的五条主线和五个着力点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实践”提供了具体参照和分析样本;“约吧”模式的运行逻辑和基本原则,为“自治空间里的共治路径”提供了改革思路和价值评估。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沧浪诗话·诗辨》的等次排序看严羽的“诗性”自治观

等次排序是《诗辨》文本中存在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对它进行深入和详细的分析,并顺着以“识”为主、“识”的内容、“识”的途径、“识”的境界这样一条线索,可以看出严羽充满意识形态倾向的“诗性”自治观。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服务

本文从经济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城市社区服务的动力源泉、表现形式和制度保障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城市社区服务是指在现代城市社区里 ,社区成员在“家”意识的激励下 ,为摆脱心灵的孤独 ,自主采取的一种以“利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盈利性互惠交换行为。它是在社区范围内 ,针对特定人群提供的、具有一定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城市社区服务一般可以分为七类具体行为。“家”意识是城市社区服务的内在动力源泉 ,“利他”是城市社区服务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区自治是城市社区服务的根本制度保障。     

完善村民自治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推动了村民自治的发展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基层直接民主的新尝试,20余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和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在农村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总结和运用好这次活动的经验和成果,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对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以社区自治提升村民自治水平——广西宜州市龙安村安宁社区自治的调查与启示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合村并组运动,村委会出现了“无钱理事、无人理事”的新局面,由此形成了村民自治内在的“成长的烦恼”与“发展的困境”。在探索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中,社区自治是一种有益的形式。在村委会工作陷入困境的当下,进行农村微观组织再造,成立社区并探索适合于各地的模式,实行社区自治,具有推广性价值,有利于提升村民自治水平。     

试论加拿大“自治政府”的起源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加拿大自治政府的起源。其一,加拿大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即英法种族间的矛盾、冲突以及此后为争取民族自治而形成的融合;其二,英国作为宗主国顺应加拿大历史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了殖民政策,这是加拿大自治政府建立的关键。本文还阐述了加拿大自治政府的建立对英国其它殖民地和英帝国政策的影响。     

理论虚置化:村民自治神话的背后

引言对于村民自治问题向来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是高度颂扬，乃至把“１７个外出打工的农民包飞机回家参加选举”变成了村民自治本身完美性的神话；一种是以“贿选硬选”等为由，断言村民自治本身乃是一个不可实现的神话。笔者以为，复杂的村民自治问题不应简单地化约为两个“应该如是”的神话，甚至也不应简单地化约为一个“何以如是”的追问。作为一个已经展开的事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它正在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发展趋势。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分别在山东、浙江两省几个县市（恕不开列这几个县市的名称，下面举例时同）的农村就村民自…     

村民自治中“两委”矛盾分析及其解决

农村“两委”矛盾普遍存在。其致因是制度缺陷、机制不畅、体制不顺以及部分“两委”负责人素质不高等问题的综合与交织。因此 ,化解“两委”矛盾必须作通透思考 ,要通过立制与规范、分工与融合、包容与渗透、培养与塑造等多种途径 ,从各个方面促进“两委”关系的协调 ,达到推动农村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工作的健康发展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村治模式转型：由封闭性自治到开放性自治的演进

村民自治模式具有封闭性自治的特点。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农村社会已经发生历史性变迁,农村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性与异质性,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逐步瓦解。农村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既有现实决定了必须建立适应当前农村社会开放性、流动性社会要求的新型自治实践模式。由“开放性自治”到“封闭性自治”的转型是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演进逻辑。     

论社区自治

急剧走近的“社区自治” ,既是一个热点实践问题 ,又是一个焦点理论问题。自治是一切社会组织的生命线 ;而专门机构、专政机关则是国家的根本维系。社区的出现远远早于国家 ,并将在国家消亡后长期存在下去。它是社会的物质外壳与载体 ;社会则是社区的内容和本质。社区既然属于社会范畴 ,不讲自治 ,就没有生机和活力。我国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基层社区和每一个公民 ,应当以其为主要阵地 ,以“直选”为突破口 ,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全面搞好社区工作。各级政权机关 ,兼任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双重角色 ,在充分发挥其专政功能的同时 ,尤其要全力体现其高层次自治组织的管理、协调功能 ,使我国全部社区进入健康、高速、稳定发展的统一程序。     

村民自治研究的研究

村民自治研究有“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种视野 :前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起点或实验场 ;后者认为村民自治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型提供了客观的活动空间。这两种研究范式遇到了中国村民自治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短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反思关于村民自治的已有研究 ,分析村民自治的变量 ,总结出村民自治的新的政治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