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所以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被十六大写入党章,根因在于它深远的理论创新和强烈的实践创新,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里程碑。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它的“三大定位”和理论思维成熟度的内外标志上,实践创新则集中体现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个坚持”的根本要求和“四个必须”的基本要求上。两者体现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有机统一。     

“积淀说”的反思与重释“新感性”

“积淀说”在当代中国美学和哲学中影响巨大，但这一理论有着严重缺陷。首先，这种理论所持的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思路，造成美学的过度理性化；其次，内容积淀为形式忽视了形式有着自身独特的、不依赖内容的起源；再次，对“实践”也不能理解为依照理性来实施行动，而应该理解为“感性活动”。最后，“新感性”要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它既不能变成“理性的感性呈现”，也不能看成是原始本能的激情迸发。“新感性”是感性经验的积累，感性生命力的焕发，也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观念·知识·理性：现代政治结构之核心要素

现代政治结构之根本不同于过往社会形态的方面,就在于它从本质主义出发界定和规定自身,将政治等同于权术、权谋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造成朝向终极之善的观念、知识和理性。只有将特殊意志置于一般意志之上、将实践理性置于实用理性之前、将公共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首,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等价值原则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只是坚定了信念、确定了方向,只有找寻到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才能确实找到其始点、要素、环节和道路,这是拥有和分有逻各斯而行动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知识、理论和思想,而不是情绪、意见和常识。当把观念和知识统合地运用到政治事务中,一种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结合到行动中的综合能力和品质就会产生,这就是理性。理智和努斯是实践理性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沉思的理智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实践的理智是对可变事物的考虑,考虑和推理是一回事;努斯则是基于欲求而对某种善的事物的追求,它既要求获得就事物自身而言的真,又要求获得对于人而言像真、似真的事物,即善自身。现代政治结构既是目的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一个追求和实现终极之善的政治自身就是善的,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因为...     

“好客”和现代国家政治之间——读德里达的《好客》

德里达是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20世纪90年代后对诸如友谊、激情、宽恕乃至“好客”等概念的阐述,都是在进行“解构”理论的实践。这种解构实践和本源追求反映了法国当代的几代学人在纯学术追求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与反思。《好客》一书涉及诸多传统和现实问题,对我们理解德里达后期思想,分析德里达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启示非常有意义。     

阿多尔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关联

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思想关联,二者都有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历史理性和技术理性,坚持差异性、概念意义的开放性等多方面的共同性,同时在坚持人本主义、辩证法、文化观等具体立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阿多尔诺的理论提供了一种由马克思主义通向后现代主义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说他的理论在西方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道“通”

在与天道、人伦、物理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古人追求的是“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和”以及“万物与我为一”的“合”的境界。而和谐与合作既以“通”为基础方至真至诚,又以“通”为目的方至善至美。“通”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念,但历来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来研究。“通”是古人思想与行动的逻辑立足点和归宿,这一信念对现代社会中的人仍有极重要的意义。一、绝地天通在我国学术界,就古巫与后世知识分子的关系已形成共识。如说,巫史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代文化人,书中并辟有专节讨论巫史文化（冯天瑜等）;巫…     

浅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合理性

早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思想中就有了实践概念,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才形成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及实践哲学.实践概念是人类理智在哲学问题域上由追问“世界是什么”向究诘“世界应该怎样”的重大转向,意味着人的反思能力的重大提升.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没有专门的合理性或合理化的学术概念,但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中的主体性品质和主体改变世界的意境,本质上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合理性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实践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哲学关于理性思想尤其是实践理性(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性本质上是“合乎理性”)思想的超越;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构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完备整体性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事物合于客观事实真理(物的尺度)与主体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人的尺度)、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合理的哲学价值评价体系.     

向德性伦理回归——解读“化理论为德性”

冯契先生的“智慧说三篇”是有理论大追求的:其理论建构的目的,是要打通古今中西.形成一可以证性命与天道智慧的哲学体系;其理论内蕴的展开,则以性与天道的论述为主轴.以“代理论为方法,代理论为德性”为双翼,以认识论和价值论为问题的诠释核心为出发点,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做出系统筹划.因此,“智慧说三篇”有双重的预期指向:一方面、以“化理论为方法”的渐次推开.形成理性认识;另一方面,以“化理论为德性”的实践铺述.阐释哲学着力于人的行为确当性的实践原则.就此而言,冯契理论的构造归结于在认知确当的基础上.达到行为确当.这是他特别强调实践原则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冯契理论中.“化理论为德性”比“化理论为方法”既占更重要的地位.也更富有指导人生行为的实践意义.如果将之放到伦理学大思路的世界性转换背景中.与放置到当代中国伦理抉择的问题框架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来.     

论康德审美判断中自由的本质

一“自由”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使康德“三大批判”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过渡就是以“自由”为纽带的,这一点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开篇即已点明：“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既然被实践理性的一个必然法则所证明,所以它就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心石。”①尽管这种“证明”只是在“实践”的意义上“通过一个事实证实了在思辨理性方面原来只能被思维的那种东西。’,②理论认识的价值还不明确,但是作为思辨理性的最终归宿,它仍然体现了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二者之间本质上的超验联系。对作为纽带…     

新公共管理的冲突:对一种统一范式的诘问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新的行政理论。它对当今各国政府的改革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标签,相反它在理论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冲突。新公共管理的指导原则更多地来自于对再造政府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即使其基本的改革导向,也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新公共管理在行政控制及维护民主责任等方面也面临挑战。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不会成为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行政模式。     

马克斯·韦伯管理制度理论评析

马克斯·韦伯是公共管理思想的先驱，他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从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韦伯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对其进行评价和解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传统礼学的持敬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作为《礼记》思想的一贯之道，“毋不敬”可谓情、礼统一的具体体现。“反本修古，不忘其初”则为“毋不敬”的思想基础，它既体现了存在本末一体的整体性诉求，又体现了存在古今一体的连续性诉求。这两种诉求的内涵又在持敬的实践原则诠释中动态展开。探究《礼记》中持敬精神的当代意义在于，合理借鉴持敬思想基础中独特的主体自觉的人文精神以及持敬实践原则中文质中道的价值理念和“知止”的反思精神，有效消解现代性发展中的理性误用问题，在建构当代理性主体的同时限制主体的自我膨胀和异化倾向，实现生存的和谐、有序发展。     

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理主义品格

科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科学又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中国现代思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唯理主义品格。理性(科学)是中国现代思想衡量一种学说和理论能否被接受的最基本的标准之一。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奉和追求,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偏爱,无不与理性息息相关。然而,理性虽然对中国社会极端重要,但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不恰当运用却可能造成以下后果:一、激进的或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二、政治理想主义。三、政治思维取向上的未来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理性的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解,从而把理性与实践对立起来,不了解实践理性也是理性的一种形式。二是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理性与实践、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因而只把技术性知识当作知识,而忽视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     

略论直觉的本质和机制

关于直觉的本质,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直觉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思维方法”。也有人认为直觉是“人类一种高于知觉、低于思维的心理能力”,它“不是隶属于理性思维”。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值得商榷的。要是把直觉仅仅看成是一种认识方法,那确实会降低它在认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如果把直觉看成既不属于感性直观,也不屈于理性思维的“中介能力”,那也是不恰当的。因为直觉固然是一种心理能力,但它具有认识功能,而这一点对于认识和实践着的人来说,正是带有根本性的。为了体现直觉的本质,可以而且应当把直觉规定为人类理性所固有的一种认识能力,是思维的一个要素,是理性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     

论邓小平理论的本质与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两大理论产物：一是毛泽东思想；一是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身是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通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求实、创新是这一理论的本质与生命力所在，它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待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高度的现实性、灵活性。只有把邓小平同志的特色理论的活的本质置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之中，才能使理论之树与实践共青。     

说“韵”

“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从“韵”语义的历史流变可见，“韵”的传达表现，既强调超迈不俗的内在精神与个性情趣之美，又追求一种淡泊自然、含蓄空灵、意在言外的意境风格表现。“韵”与重神写意理论不同，有着更明确的源自庄、禅的哲学美学基础与文化内涵。“韵”范畴在魏晋和宋代得到推重，从艺术创造和艺术品味两个方面大大深化了古代审美意境和风格理论。“韵”还典型地体现了山水画审美意识和追求，这又为进而考察古典美学具体范畴在不同艺术类型表现上的特殊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追求和谐一直是中华文明演绎的主题,以和谐为特征的文化精神可谓生生不息。追求秩序、崇尚和谐作为我们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无疑也是我们当前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制度伦理具有规范、协调和创新等功能,这对于建构和谐社会来说是不无助益的,从这个方面来讲制度伦理是对建构和谐社会“良序情结”的一种回应。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在理性诉求和终极眷注方面是可公度、可通约的,二者都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马克思所谓“大写的人”是二者共同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域,同时这些也是二者在伦理生态方面重要的整合点与互动点,可以说,制度伦理与和谐社会二者之间是一种互构互益性的关系,体现了人类社会追求真善美有机统一之境界的共同期待。     

21世纪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理性思考

世纪之初的中国高等教育已处于非常规发展时期,它正经历着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同样以这种形式迈动着世纪的步伐。人们围绕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及有效运作的理念性创新规则的建构等中心领域,各抒己见。理性的审视这场讨论,当使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２１世纪,为培养更多的“四有”新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回顾与反思：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弱化的成因 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 任何思想政治教育效用的最优发挥,都必须有其效用发挥的…     

坚持“两手抓” 提高领导水平

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对于提高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水平，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十多年来，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曾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反复强调要一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这一重要论述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实践和现实生成逻辑;其理论内涵立意高远、博大精深,蕴涵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民族根本大计”“自然回报”和“决不走老路”等深层次的理论逻辑;不断满足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生态诉求,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和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追求,充分彰显了这一重要论述的内在价值逻辑。习近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坚持”与“怎样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