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研究述评

文章对学术界关于“春秋决狱”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概括为六种不同的观点,即“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否定”说、“肯定”说、“轻刑”说、“衡平”说等。文章赞成“否定”说,并详述了理由。同时认为,“应用习惯”说、“判例法”说、“轻刑”说等也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值得重视。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儒法交涉

迄今,学界对董仲舒学说及其思想已有较多研究,对“春秋决狱”也有较高关注。但对董仲舒与法家的关系、董仲舒思想中的法家渊源以及所呈现的法家思想痕迹的探析,并没有太多涉及。“春秋决狱”是儒家经典学说指导司法实践的一项重要原则,现存于《通典》《白帖》和《御览》中的六个案例是研究董仲舒“春秋决狱”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料。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亲亲相隐”“诛首恶”“罪同异论”等《春秋》经义来审判司法案件,实际上是对儒家意旨与法家刑律的有机结合。所以,本文旨在从“春秋决狱”案例的具体分析出发,对董仲舒在其中的儒法交涉进行一定的阐发。     

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

“春秋决狱”是古代法律史上以礼入法的有益尝试 ,礼法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开创了法制文明的先河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传统否定论对“春秋决狱”的观点是片面的。重新解读“春秋决狱” ,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从春秋决狱看两汉司法官员的价值追求

两汉司法官员在春秋决狱过程中,将儒家伦理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坚持法随时变、国法与人情相结合、宽仁慎刑的价值理念。这些价值理念对司法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助于实现国家法与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为受刑者开辟轻刑的道路;构建社会生活中的情理场。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微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董仲舒春秋决狱运作过程和适用机制的综合剖析

事实判断之儒家立场和成文法之法家性质的矛盾导致西汉疑狱、春秋决狱应时而生。西汉经学背景为春秋决狱提供人才、受众等因素,形成决狱运作实施的结构成分和政治环境。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派通过创造性地阐释《春秋》经义,实现了"贵志"原则在决狱中的致用。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春秋决狱采取比附推理逻辑,这虽然不利于法律规范体系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代法律价值体系的建构。     

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由董仲舒倡导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探讨他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阐释春秋决狱所体现的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关系。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这一进程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现代化法治社会中,必须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     

“春秋决狱”及其现代价值

一、从汉代的几个案件说起 汉代初期儒学大师董仲舒长于治<春秋>,他曾经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决断疑案.<汉书·董仲舒传>说"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下边是董仲舒遇到的几个案件: 案例一:子误伤父.     

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

中国公案小说中比较普遍地表现出的“判官神话与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是中国法文化多重蕴涵的重要表现,它的形成以及在公案小说中广为流行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制造判官神话有利于“惩戒劝世”;二、宣扬义理决狱的伦理精神的目的在于强化“道德教育”;三、义理决狱不过是对僵化的法规条律的一种伦理道德化的修补。     

"以理杀人"新解

程朱理学既是一种学术思想,又是正统意识形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戴震指责程朱理学信奉者"以理杀人",从学术思想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揭示了程朱理学理欲观的弊端,指出了其"本质"压倒"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说,"以理杀人"削弱了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中国传统法律演变管窥——从西汉法律看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与突破

西汉时期是传统法律发展的关键时期,汉律对传统法律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秦律之精神下启儒家法律化之肇端.传统法律经过西汉时期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外儒内法"或"儒法融合"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是中华法系的最基本特征.     

汉武帝时期的礼乐想象与文士的“美政”观念

武帝时期是汉代进行礼乐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将“政治与美”加以联系并进行明确理论表述的开端.在“大汉继周”观念的统驭下,士人阶层积极复兴周代礼乐.尽管这种复兴带有“想象性”成分,但客观上却为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美政”理论的成熟提供了现实土壤.董仲舒是“美政”观念的主要建构者,在其理论体系中,天地秩序、道德良善、感官愉悦成了风俗美、政治美的应有之义.同时,以“同类相动”为思维指导,天地、道德、感官构成了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使“美政”观念具备了理论的周延性.     

高校管理要“以理管理”

高校管理应发挥"以理管理"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优势,在管理中处理好"以理管理"与制度管理的关系,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为高校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     

“理感”说与中古诗学的突破

"理感"是以理感物,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方式之一。萌芽于玄言诗时代的"理感"说,与"以情感物"并列,是中国诗歌构思模式之一,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线索。"理感"说经过了南北朝至盛唐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积淀,至中唐逐渐成为诗文的审美追求,并在宋代得以成型,是唐音向宋调转化的根本动因,也是中国诗学内在的理论突破。     

胡安国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

胡安国身处两宋之交历史与政治重大变故时期,现实的屈辱逼迫他思考政治变革的出路问题.他坚守儒家政治立场,从孔孟仁义之道与董仲舒“天命”君权的信念出发,在《春秋传》中集中阐述了他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其内容主要涉及崇义理之天,坚定儒家理论自信;释尊王之理,坚定君主制度自信;申尊华攘夷之义,坚定华夏民族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胡安国把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义理”精神推向了新的高度.     

从“庶狱庶慎”到“惟良折狱”——《尚书》刑法观念的形成、发展与特征

文章研究了《尚书》中的刑罚 ,对上古时代我国刑法的萌生、发展及基本特征作了系统的审视 ,并对“明德慎罚”“敬明乃罚”等主张予以客观剖析与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