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郭注的反切(下)

前文论述了《尔雅》郭注反切上字,所反映的魏晋时期汉语语音在声母方面,重唇轻唇混切、舌头舌上混切,以及章组归端、庄组归精、娘日归泥诸特点,使我们明显地看出它们所保存的上古音痕迹。这些语音,既不全象周秦音,也不全象离之不远的中古《切韵》音,而是一个切切实实地由上古向中古发展的过渡音,因而是一份研究汉语语音史重要参考资料。下面就《尔雅》郭注的反切下字,探讨它所反映的魏晋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说文解字》的复音词

词汇的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少量的复音词.到了先秦时期,复音词已在词汇中占有较大比重,并具备了后代主要的构词方式.汉代是汉语史从上古到中古的重要转折时期,复音词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在构词方式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对汉代复音词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儒道言意之辩与中古文论言意理论

"言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问题在中古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古"言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儒家、道家不同的"言意"观和魏晋时期发生的"言意"之辩促成了中古文论"言意"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中国古史分期论要

以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中国古代社会可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期.从传说时代到商代的远古社会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其文明同其他古代民族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中国文明模式的形成是从西周开始的.从西周到西汉的上古社会是其经受第一次考验并得以正式形成的时期.从东汉到唐前期是其再一次经受考验并得以完善的时期.从唐后期到晚清是其定格与守成时期,同时也是它进入自足的封闭状态之时期.     

葛洪《神仙传》创作理论考源——以《左慈传》为考察中心

战国至秦汉的神仙方术传统和魏晋之际输入中土的佛教神通观是葛洪《神仙传》中左慈等方士变化之术的两个理论来源。其中后者极大丰富了道教物类变化术的表现类型,对中古志怪小说表现神通情节和神通道人起到示范作用,而此一特征早在葛氏写作《抱朴子内篇》时已肇其端。     

从中古相对时点词看汉语时间表达认知方式的发展

与上古汉语比较,中古汉语相对时点词有以下特点:由位移动词参与构成的相对时点词语明显增多;除继承上古"位移动词 时间成分"方式外,中古相对时点词语出现"副词 位移动词"和"位移动词 位移动词"的结构方式。中古汉语位移动词构成的相对时点词用法更加统一;一些新兴相对时点词经历了"佛典→与佛典有关的文献→一般文献"的发展过程。汉语时间表达的认知隐喻方式在上古还不够成熟,中古才趋于成熟。中古时期,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参照汉语对时间表达的认知方式,运用位移动词来创造新的相对时间词。     

试论中古语法的历史地位

从东汉至隋是汉语史上的中古时期 ,近年来中古汉语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中古语法在继承上古语法的同时 ,词法与句法中均有较为显著的淘汰与新生。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古语法的重要内容 ,并为近代汉语语法的进一步演变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许多流行的语法现象均萌芽发展于中古。中古语法体现了新旧语法形式的交替 ,起着前承上古后启近代的作用 ,在汉语语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论两汉诗人思想变革及其意义

本文认为,由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的巨大历史变革,两汉诗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它主要表现为对先秦宗法精神的破坏和个人私利观念的增强,在新的君臣关系中个人独立性格的萌芽,对个人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对个体生命追求的新的人生态度几个方面。这使得在汉代诗歌创作中形成一个不同于先秦诗骚传统的、表现个人感伤情绪更为浓厚的时代主题,和以悲为美的时代审美风尚。它说明从汉代以后中国诗歌中增添了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在先秦诗骚侧重于表达人类群体情感的一面之外,又增强了表达封建社会人的个体意识的一个方面。正是两汉诗人的这种思想变革及其诗歌表现,标志着汉代诗歌精神在中国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魏晋民族史观语境下的苻坚民族思想

先秦至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民族史观出现过多次变化与反复,魏晋时期的主流民族观传承自秦汉,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在民族矛盾极端化的魏晋时期,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胡汉双方位的民族观视角,为此后苻坚民族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苻坚民族思想以天下观与民族观的统一和柔性民族政策为主要特点,以柔性政策取代征战杀伐的理念领先于当时时代,但由于理想化色彩浓重,其理论体系和现实尝试都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与不足,因此无法避免失败的结局。     

再论陶渊明的归隐及其对中国传统人格的影响

再论陶渊明的归隐及其对中国传统人格的影响沈宁生一、陶渊明归隐的双重身份及意义人类社会是在无数的“之”字形上前行的，如果说，汉代的大一统是对先秦的自由意志的否定，那么，魏晋时代的崇尚个体。又是对汉代大一统的否定，而且，由于汉代大一统对个体极端的钳制，作...     

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很多学者对中古汉语专书中的复音词进行了定量—定性式的研究,得出了大量可信的数据和可靠的结论。笔者将这些数据搜集起来,经过分析后,对中古汉语构词法发展的状况进行了描写,用数字变化的规律说明了中古时期汉语各类构词法的具体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与上古汉语相比,中古汉语构词法有下列特点:从复音词的发展趋势看,中古汉语复音词的数量继续增长,并且复音词的使用频率、义项的丰富程度都比上古汉语有所提高,构词方式基本完备;在复合词构词法中,中古时期与上古汉语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联合式构词法最为能产,这是汉语史上的一大特色。     

郭璞音切与晋代声类

郭璞注音切是研究魏晋实际语音面貌、探索从上古音到中古音演变轨迹的宝贵资料,整理郭璞音切,对了解晋代实际语音面貌和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无疑有极大的参考价值。通过整理,反映出如下特点：与上古音相去远,与《切韵》音系非常接近;轻唇音还未产生;端知不混;精庄已分。     

汉晋文献中的征士、聘士与征君

征士、聘士最早出现于东汉后期的文献中,征君则出现于魏晋之际。在内涵上,征士、聘士二者相通,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同步变化。征士、聘士作为社会对士人的积极评价,其产生与汉代的征召制度、东汉后期名士清议之风以及汉代推崇隐逸的社会风气有紧密联系;征君的出现,则是历史书写受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影响的产物。研究证明,历史书写往往受到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以及语言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     

“文学自觉说” 与汉代文学风貌

本文梳理了"文学自觉说"的学术史,并藉此探讨了汉代文学风貌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学自觉说"最初只是就魏晋时代的理论批评风气而发,它也只是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才具备科学性。后世学者的种种建构和解构,背离了"自觉说"的初衷,增大了"自觉"一词的涵义混乱,同时也模糊了"文学"的概念。这段学术史,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汉代文学风貌的辨析和认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弊。事实上,从文体、修辞、内容三方面看,汉代文学仍有诸多模糊、依傍、质朴之处,其更多地延续了先秦文学,而与魏晋文学之间差异明显。因此,就"断限效应"而言,"魏晋文学自觉说"仍具有合理性。     

附加式后缀从上古到魏晋六朝的嬗变

附加后缀在上古有三个主要特点:从战国开始,"然"就占据了后缀的主导地位;后缀由A然发展成AA然;后缀以附加式形容词为主。到魏晋六朝时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后缀不断出现;词类的不断增加;AA然呈急剧下降态势。由此得出结论:后缀"然"在上古就占主导地位,到魏晋六朝后缀词类不断增加,AA然经过上古的繁荣鼎盛之后,已渐消退,分化为AA式和A然式。     

文学与经学的互动——以阮籍为中心的考察

前人研究汉代经学,依据的资料,除了传世的汉人经注外,主要是保存在汉代典籍、散见于后世各类载籍的汉人遗说,而对汉以后学者、文人的诗赋文论关注不够。事实上,魏承汉后,魏晋文人不可能完全斩断同汉代经学的关联。《诗经》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尤为魏晋诗人所重视。阮籍传世的诗、文、书、论、赋、笺、奏记中,对于《诗经》的征引,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摇曳多姿,既体现了魏晋"风骨"之共性,又因阮氏家学渊源、阮籍个人才情等因素,而有着鲜明的个性。阮籍所引《诗》,体现了汉代《诗》学对于魏晋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也自然而然地保存了丰富的两汉《诗》说,生动地诠释了"文学自觉时代"文学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阮籍作品历来以含蓄蕴藉、"归趣难求"著称于世,探求阮籍的《诗》学渊源,对于进一步索解"遥深"之"阮旨"不无助益。     

说秦汉“婴儿”称谓

秦汉时期文献所见"婴儿"称谓,涵义有所不同。或指"初生"儿,与今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对应,义近今人所谓少年儿童。或说"女曰婴,男曰儿",自有性别区分。当时"婴儿"称谓指代对象的复杂,体现秦汉时期是汉语社会称谓形成和使用逐步确定化的历史阶段。其情形,或亦与"由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过渡"有关。而未成年人的生活情境与社会地位,也可以通过相关现象得以反映。     

魏晋风度与盛唐诗人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到吃药、饮酒。空谈是魏晋名士生活的重要内容。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也系统探讨了魏晋文人的生活习性,其中着重谈到了吃药、饮酒、清谈、栖隐、漫游和求仙学道。魏晋名士的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也就是魏晋风度的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名士正是依靠这些来区别于众人,建立声誉的。如何晏、王弼、竹林七子、王谢子弟、陶潜等人,要么以清谈,要么以饮酒,或兼而有之,而著名于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