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

(1) “中国詩史”是我和陆侃如合写的,共分古代、中代、近代三卷。古代詩史是陆侃如在清华研究院的畢业論文,作于一九二七年,接着他又写了中代詩史,我写了近代詩史,于一九三一年由大江书鋪出版。五年后,动手改写,因抗战起,只写成一部分。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决定重印此书,即以三一年大江版为主,参以三七年未完成的改稿,只刪去其中一些显著的谬論,就成为現在的新版,实际上还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东西。在去年鸣放中,陆侃如暴露了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堕落为右派分子。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人,他的学朮思想不可能不是反动的。我和这样一个具有反动学朮思想的人长期生活在一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談談文史哲”“厚古薄今”的傾向

“文史哲”創刊已经七年了。在这几年中“文史哲”对我国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許多貢献。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問题的討論,关于紅楼夢问题的討論,批判胡适、华崗、馮雪峯、陆侃如反动的学术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成績都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文史哲”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厚古薄今”的傾向。这个傾向主要表現在那些方面呢?产生这个傾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現在,我們就这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刘节先生错误历史观点批判

刘节先生从1962年以来,先后在《学术研究》发表了四篇文章:《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孔子的“唯仁論”》、《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和作为参加“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的《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这些文章的发表,对刘节先生长期所坚持的反馬克思主义的錯誤的历史观点,重新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暴露。这些文章的发表,还使我們得以严肃地认真地对刘节先生的錯誤历史观点进行必要的批判,也为一切愿意遵循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学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些反面材料,以便从中吸取教訓,知所警惕。从这一意义說来,坚持百家爭鳴的方針,与刘节先生继續展开討論,对于促进我們的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必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岑参詩是歌頌武功的嗎

盛唐詩人岑参的詩篇,不少人都認为他是“歌頌武功”的,如黃蘭坡先生便有这样的見解:岑参詩篇大都以边疆景物为題材,并且多半是在做安西節度判官时候作的,由于当吋唐帝國國力还較充实,他从軍远行,作詩歌頌武功。而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在他們合著的中國文学史稿中,更認为     

論謝灵运和他的山水詩

謝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較不容易評价的作家,片面地加以讚揚或粗暴地全部否定,同样是錯誤的。魯迅先生說:“我以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兼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較为确凿。”他又指出評价古代作家,“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离真实。”这些話非常正确,我們必須切实遵循。     

“三吏”“三别”散绎

一为了容或有助于初学古典文学的青年,近年来我在尝試着用現代語言迻譯杜甫的詩歌。歌德在提到薇蘭等用散文翻譯莎士比亞的戏剧时,曾經說过:“……以散文譯出,无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对于韻和节奏都認为有重要的价值,詩之所以成为詩,就靠着它們;但是,詩作中本来根本地深切影响我們的,实际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后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卽是,这时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实質,因为有詩形那种絢爛的外飾,沒有它时也使我們觉得有,有它时詩形却把它的存在遮盖了。因此,我以为对于青年初期的教养,散文譯比韻文譯較为有效。……”(思慕譯:歌德自傳)我信从了他的話,另一面     

國民經濟史的對象任务和方法——兼評孫健同志對國民經济史對象的看法

一、怎样確定國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无論是外国的,中国的,我們目前都在摸索前进中,特別是关于中国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困难更多。一方面是由前人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較有成績的作品,即使是资料問題也有待于我們大力搜集整理,从头作起;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了資料后还不能一时把它变为科学成果。因而,几年来,我們研究进展很慢,短期內恐还不能出現貭量較高的作品。但有一个問题,目前需要得到适当的解决,这就是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題。对于这一     

试谈文艺理论中的几个争论问题

我們的文艺理論,是在內部的自由討論中发展的,是在对反动的和錯誤的文艺思想的斗爭中发展的。解放后不久,我們就討論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問題,新詩发展問題,新英雄人物創造等問題。1955年以后,又先后討論或辯論了典型問題,現实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問題,世界观与創作方法問題,形象思維問題,新詩发展問題,以及革命現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結合等等問題。其中有一些問題,通过內部的反复的自由討論,得到了进一步地明确。还有一些問題,通过对反动的和錯誤的文艺思想的斗爭,也得到了进一步地明确。理論問题的进一步明确,反过来也就促进了文艺批評的发展和文艺創作的繁荣。本文,想就典型問題、現实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現实主义问题、以及世界观与創作方法问题的爭論情况,分別地进行一些概括的叙述和簡略地发表我个人的見解。     

黄遵憲詩歌中的民歌風格

晚清詩歌革新派代表詩人黄遵憲的詩歌创作活动,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尽管这个革新活动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制,沒有徹底地把旧体詩加以改革,但它对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新体詩的提倡來说,是有它一定的影响的,單从这一点來看,我們就应該肯定他对中國詩歌的貢献。黄遵憲詩歌革新的中心思想是“我手寫我口”。这个口号虽然是他在二十一岁还很年輕的时候提出來的,但却是他很成熟的意見,因为他以后三十多年的詩歌創作活动都是忠于他的这个主張,是以他自己的創作实践來貫徹这个主張的。这只要我们認真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郭沫若文藝思想发展的道路

一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郭沫若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写詩,写小說,写散文,写历史剧,也写文艺批評。自然,他从事詩歌創作的时間最早,并且份量最多,影响也最大。因此,他主要地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詩人而为我們所称道的。他的早期的詩集“女神”以其全新的內容和形式,在中国新詩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作用;并且直到今天,还閃耀着它战斗的光芒。     

近来美术史研究中存在着哪些资产阶级观点

批判资产阶級学朮思想,是当前一个重要的政治上和学朮上的革命任务。我們从旧社会来的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这个运动中,应当一面接受別人的批判,一面作自我批評,另一面也批評别人的資产阶教学朮思想,在批評与自我批評中,提高自己,也就是在思想战斗中兴无灭資,改造自己。近几个月来,我把較近出版的几部有关美朮史的著作讀了一下,觉得这方面学朮观点的間題,很值得批判。在美朮史的研究中,問题較大的是繪画史的研究。因为雕刻、建筑、工艺等美朮,有的作品直接出于劳动人民之手,有的思想意义較少,技朮所超的作用較大,所以籠統敘述起来,问题还不显著。     

有关“長恨歌”思想藝術的几个問題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富正义感热爱劳动人民詩人之一,他的詩既注重通俗化,而又富有感染力量。惟研究他集中詩歌,除“諷諭类”的“新乐府”等有所謂“首章标其目,卒章顯其志”。使讀者較易了然外,尽管它里面字句不艰深,不隱僻、而且为大众接受着,歌唱着,但其中心思想,究不能一一从字里行間明確地、全面地为人們所了解。即如当日万人爭唱噪極一时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就尚在爭論中:有的認为孷髯l責荒淫誤國,釀乱殃民;有的認为重在歌頌明皇貴妃間坚貞孯坏陌?或則批判为提法矛盾;也有的提到是一个特     

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論黄遵宪的诗歌创作

黄遵宪(1848—1905)是我国近代的著名詩人,曾經被改良派首領梁启超作为“詩界革命”的旗帜大加推崇。以后之論黄遵宪詩歌者,往往不能尽脫梁氏論点的窠臼;不仅对黄遵宪的詩作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評价,而且对黄遵宪詩歌中那些适应改良主义反动政治要求的东西也大加贊美。因此,对于黄遵宪的詩歌創作实有加以重新估价的必要。     

也談錯誤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江淮評論》最近展开了錯誤思想是不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討論,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实践与认識的辯証关系的大問题,对我們很有启发。但討論只停留在“能来”、“不能来”这一点上是不够的,而应该深一步分析各种錯誤的性质、表现和根源。对具体問题作具体分析,是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具体地挖出了各种錯誤思想的根源,才能更正确认識它与社会实践的关系。这样,人们在实     

批判向达在史料工作上的错误

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反对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因而在史料工作上經常犯錯誤。这里,我准备对右派分子向达进行一些揭露和批判。向达素来目認为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在这方面有貢献。我們且看看他究竟如何掌握和运用史料的。右派分子向达自认掌握了丰富史料,按理即該熟悉史料。但事实并不然。相反地是錯誤丛生,连一些基本史料都没有搞清楚。現在举出若干具体例子,略加說明: (一)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中,暴露出向达对于凹凸画法的傳入问題,模糊不消,是自相矛盾的。向达始而說:“又如中国繪画,唐以前以綫条为主,至唐吳道玄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时而     

关于真理问题的几点意见——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載了陈翰伯同志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錯誤观点》一文以后,引起了关于真理和錯誤問題的討論。9月27日《文汇报》又发表了陈翰伯同志的《真理是一个过程》一文(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文),对一些問題作了答辯,讀了以后,得到很大启发。但觉得其中仍有几个問題,有进一步探討的必要。真理和真理的認識过程不能混为一談陈同志认为相对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理)包含錯誤。他說:“……因而,我們說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是不足为奇的”。按照他关于这个看法的論述,我认为:第一,     

不可战胜的“羣峯——讀立高的“屹立的羣峯”

我們的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軍,在朝鲜战場上,在击退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創造了无数的奇迹。他們的这些事迹,教育了广大的羣众;这些事迹,也給我們的作家們,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創作源泉。我們的作家如果能把这些事迹中的某些部分表現出来,即使是比較粗糙地表現出來,也会使讀者受到感动,也会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因为英雄們所創造的事迹本身是太感动人了!当然,如果作家的表現能力較強,以較高的艺术水平写出这些事迹來,它的效果必然更大。立高的“屹立的羣峯”,是一部描写中国人民志愿軍英雄事迹的水平較高的长篇小說。一九五一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鮮人民軍和中国人民志愿軍的打击下,不得不被迫进行停战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