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封建性特征,这是因为它产生于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封建时代特色。我国古代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皇权至上,维护君主权力是法律制定的根本目的,君主的权力高于法律,这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被打上了"人治"的烙印。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的概念、特征、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其同法治进行对比,分析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人治"色彩。     

论韩非的人治思想

从韩非关于法的产生(君主个人立法)、运行过程(君主逍遥法外)和法治的目的(巩固君主个人权力)来看,他的“法治”论就是君主个人独裁专制论,是地道的人治思想;势,作为权力,在推行政令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势本身并不是法,不化成法令条文、且又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正好是法治的对立物;韩非的“势”就是法治的这种对立物;韩非以权谋诡诈为中心的“术”,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东西,没有任何规矩尺度可以范围,所以它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牴牾。因此,从整体看,韩非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其重心仍是一种人治思想。加之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也是以人治思想为主(与法家人治思想有所不同),达就是中国缺乏法治传统的思想根源。     

西汉法制思想浅论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对国家进行专制统治，拥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法律和制度的权力，这是人治。这种人治在我国封建社会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到清朝灭亡，并无多少改变。但是在实行人治的同时，历代王朝也逐步建立了各项具体的法律制度，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封建法制体系。虽然它和皇权相比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为了约束官吏、统治人民，它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封建法制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法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西汉法制思想的演变，可分为三个时期．一、西汉初法…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论法治与人治在公共权力运行中的不同表现

权力具有支配性和控制性,它是使孤立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联合成组织的＂黏合剂＂。公共权力就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公共权力的运行存在法治与人治两种形态。法治与人治产生的条件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不同。人治可能在短时期内会带来社会的良好秩序,也可能带来社会经济一时的繁荣,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化却具有人治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关于法治的内涵、目标和实现途径

通过语义分析认为,法治有三层内涵：一是它的表观含义,即依照法律来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二是它的实质含义,即建立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机制;三是它的最终意义,即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确保人民的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所谓的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在此基础上,本文把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视作法治所应确定的目标,并就人治与法治、法的工具论与信仰论、以及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最后,本文从有机式论和机械论两种不同的哲学前提出发,通过分析认为,法治的实现途径应当是一种有机式的演化,应当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出发,从微观试验开始,实行上下结合的方式,使法治建设稳步、有序、健康地向前推进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论人治

人治在形式上表现为掌权者个人意志之治,实质上则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绝对权力之治.在人治国家,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本原性与至上性,在理念与现实中均先于、高于法律.因最高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既定规则的规范,而完全受其个人意志或主观好恶支配,故其行为不具有可预见性.正因为如此,人治政治生活充斥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广大国民只能终日生活于对国家权力及其执掌者的恐惧之中.人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或形式,根据不同标准,可将其划分为常态与非常态、体制性与技术性、显性与隐性人治.     

从专制人治到民主法治：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及其意义

近代中国的宪法成长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主题 :其一是“从专制到民主”,它反映的是法律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架构方面的变革对法制转型的影响 ,以及法制转型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和确认的政治内容上的变化。其二是“从人治到法治”,它一方面反映的是现代化进程中 ,政治结构中统治方式的变革 ,另一方面 ,反映的是法律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特别是法律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因之 ,从制度上考察近代以来特别是 2 0世纪前 5 0年 ,中国社会从传统专制制度下的人治主义统治方式向现代民主制度下的法治主义统治方式的转变过程是中国法律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值得重视。     

东西方文明发展基础比较的另一视角——兼论东西方“人治”与“法治”之诞生

社会的发展靠什么推动?社会秩序靠什么维系?军队和政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两者在东西方古代不同的产生方式和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导致东西方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的产生.一为"人治",一为"法治".两者都需要法律,但前者的法律是君主"御臣"和"牧民"的工具,"法不阿贵"是其精髓,后者的法律是规范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游戏规则,法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是其理想.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论人治

人治在形式上表现为掌权者个人意志之治，实质上则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绝对权力之治。在人治国家，最高掌权者的个人意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本原性与至上性，在理念与现实中均先于、高于法律。因最高掌权者的行为不受既定规则的规范，而完全受其个人意志或主观好恶支配，故其行为不具有可预见性。正因为如此，人治政治生活充斥着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广大国民只能终日生活于对国家权力及其执掌者的恐惧之中。人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或形式，根据不同标准，可将其划分为常态与非常态、体制性与技术性、显性与隐性人治。     

浅析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行政价值取向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是处于一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内的管理中介,其行政行为表现出以君主利益为主导的实质理性取向和对"法律"的非理性取向.但是,在应对社会力量时,它又表现出自身的扩张性倾向,从而集依赖性和独立性于一身.     

浅谈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及其实现途径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治国方略,突出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权威,揭示了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是执政党执掌政权方针的重大发展,也是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表现。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行政管理为人民服务,保证政府权力服从人民。它要求一切社会活动都在法律的规范下实现统一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有序、协调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进程。它最基本的…     

论法治精神与法治思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种价值观,法治思维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高级思维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法治精神的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实现社会成员在法律面前的真正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形态的人治和人治思维,曾经有过一定的历史价值,但是,它归根到底是一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克服了人治思维的局限性,是对它的历史性超越。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形式,即政治思维,它的特点是以现实利益为导向,因此,具有思维方式的灵活性;而法治思维则更强调原则。所以,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思维与政治思维的有机结合,会收到相辅相成、取长补短的效果。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生学形态隐含了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实质合理性的形式特征 ,并造就了刑法刑罚化、伦理化的契机。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在试图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超稳定秩序追求的内在要素。刑法的渗透性、包容性和以礼入刑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形式特征。此外 ,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体现了社会控制中的泛道德主义 ,由德治到人治导致独裁专制 ,使法律规范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中 ,阻却了法律的形式化和形式理性的成长 ,从而阻延了法律的进化。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 ,必须引入现代司法理念 ,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当作刑法文化并重的价值取向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析传统中国法的现代转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法律的现代化是其中的一环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顺利地实现传统法律的现代转型是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法制的现代化 ,从总体上看 ,“是一个从传统型的人治社会向现代型的法治社会的历史创造性的变革过程 ,是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制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转换过程”。中国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 ,关键要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的融合与传承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法的思想基础是儒学。虽然儒教思想体系具有非宗教的兼容精神 ,没有狭…     

从《性自命出》看郭店儒简的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不是前人所说是为人治,它是儒家先人在充分理解人性的基础上而构建的一套人法相济、德刑并施,注重从根本、源头上来和谐秩序的社会学说。它不仅是社会和谐理论创制的难点,更是现实为政实践的难点。儒家在此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精神财富。     

洪仁玕--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法律近代化，即从古代传统封建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从清末变法修律开始的，沈家本、伍廷芳等是中国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的最早实践者。而在此前约半个世纪的洪仁　，却是在思想上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其主要内容与基本表征是：一、由人治到人治与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相结合；二、由法律保护封建自然经济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由刑、法、律到法律，由专制主义、惩罚主义到人道主义、法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