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官学

官学,作为统治阶级传授管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一直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和长期战乱的影响,官学一度时兴时废.直到唐代,封建官学才重新兴盛起来.唐代官学的发展与唐代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唐代的官学制度,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唐代社会发展状况,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借鉴.因此,本文拟据有关资料,对唐代官学作一初步探讨.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     

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清代，中国社会变化激烈，教育制度也出现根本转折。云南的官学教育同全国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沿袭明代旧制，学校与科举平行，教育为科举服务，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阶段，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此时期云南的官学教育，为云南培养了大批人材，并体现出了自己的某些特点。     

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分裂动荡,家族教育的发展、兴盛及人性的相对解放,众多妇女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造就了众若繁星的才女智妇;才女智妇们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在官学衰微的历史条件下,魏晋南北朝妇女积极参与家族文化教育,对于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我国古代私学发展的原因探析

私学是与官学相对应的一种教育形式 ,产生于春秋时期。此后 ,因为社会动乱 ,官学时常衰败不举 ,且自身又有种种限制 ,使得官学难以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封建政府出于各种因素 ,对私学不时予以鼓励和支持 ,再加上文人儒生的积极参与和倡导 ,私学不但能够长期存在 ,而且经常得到发展     

从《醒世姻缘传》看清初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清初学校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基本因袭明制,但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原因,清初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又有许多改革和创新。中央官学方面,鼓励纳资入国子监,招收例贡、例监等各类监生;地方教育方面,清代书院、社学官学化程度很高,私塾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性教育。尤为突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教育完全为科举服务,不论官学、私学,均以科举为核心,成为科举的附庸。《醒世姻缘传》所记载的文化史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即清初)的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的状况。     

明代官学书籍刻版私用考——以明初大臣杨士奇藏书题跋为例

明代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中央官学有国子监、宗学等国家教育机构,地方官学有各府州县、都司卫所的儒学和其他专门学校。这些官学除各自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外,刻书印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官学刻书在保障学生的阅读需求之外,其印刷用的一些刻版也有被私人利用的现象。目前虽然对国子监的刻书种类、藏书等问题都有一些研究,但有关于官学书版私人利用的专题研究较少。现就关于明初五朝名臣杨士奇私人藏书题跋的一些记载,考究明代国子监书籍刻版之私用及其管理情况。     

唐宋官学师德建设的举措

唐宋时期,尤其是北宋,不仅重视官学拟任教师的品德资格审定,对在任教师的职业道德的规范、监督、考核及奖惩也作出了相应规定,因而在官学师德建设方面取得明显进展。深入研究探讨唐宋官学师德建设问题,对于我们今天在教育战线贯彻“以德治国”方略,不无借鉴意义。     

清康熙时期东北教育的发展

康熙时期是清代东北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东北南部教育大体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北部则从无到有,开辟了教育的先河.此时的教育有儒学、八旗官学、书院、私塾等几种形式,它们的发展成了近代东北教育发展的基础.     

国家成长的要素、机制与格局——基于政治生态学角度的国家成长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回归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成长"是一个新兴的主题,它意味着国家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创新。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首先表现为国家要素的成长。国家成长的要素分为基本要素、组织要素和成长机制。基本要素确立国家;伴随着基本要素发育的是组织要素成长,是国家调整期的主要表现,发育成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稳定期;成长机制萌发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流,国家成长进入成熟期。在国家成长的不同时期,源动力均来自社会,所以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在国家成长中最为重要。社会形态及发展进程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也就不同,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均衡的格局。国家成长理论的提出既是对已有国家理论的挑战,同时也拓展了国家研究的逻辑、方法和场域。基于国家成长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在后国家成长时期,社会将进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中,目标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试析书院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是官学的补充。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的办学形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通过对它的产生与发展的分析，可以了解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规模、兴衰以及对当朝政治的影响，从而了解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的作用与地位及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历史。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略论汉明帝时之教育

汉明帝时期教育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主要表现为中央、地方官学和私学均得到发展，创立了第一所高等贵族学校，以及把尊孔与读经联系起来并加以制度化。这既是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历史传统沉淀的结果，更是明帝大力倡导的结晶。     

金代的学校考试和铨选考试

金代考试制度主要有科举考试、学校考试、铨选考试等,本文拟对后两者略作论述。 一、学校考试 我国历来重视学校教育,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学校及考试的萌芽形式。两汉魏晋以来,先后设有太学和国子学。南北朝时,或设国子学,或设太学,或两者同设。以后延及唐宋出现了地方官学州县学,并迅速发展起来。学校考试制度也渐趋完备。金承唐宋之制,设国子监,下隶国子学与太学;府、州、县也设置官学。此外,为了提高女真民族素质,发展民族文化,还创设了女直学。学校考试制度亦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形式与个体品质培育

作为我国古代官学重要补充形式的私学一直与官学并行存在和发展,并成为培养人才、发展文化和传播学术思想的重要场所.由于私学的特殊性,使其在个体道德品质培养中有着官学难以企及的作用.本文分别从私学的蒙学教育、教育形式、方法等方面来考察私学教育在个体道德品质培育中的作用.     

唐宋之际的社会文化环境与书院的兴起

书院的兴起是唐宋之际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一)科举制度下社会流动的加速及社会成员对文化的崇尚,为书院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社会基础。(二)雕版印刷的发展带来了书籍数量的增加以及书籍传播面的扩大,为书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三)唐宋之际官学系统的衰颓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四)唐宋之际的私学教育活动或直接演变为书院教育,或为书院产生、发展提供了办学思路和运行模式的启发。     

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

明朝弘治年间 ,随着贵州政治经济的发展 ,书院在贵州境内陆续建立起来。书院教育的出现 ,既满足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又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书院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进步 ,促进了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     

浅析清代贵州教育发展的原因

在清王朝统治的253年里(从顺治十五年,即1658年大西军退入云南算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止),贵州的教育比明代发展得快。其间,大致经历四个时期:(一)康熙、雍正年问(约73年),是贵州府、州、厅、县官学发展时期。当时,全省官学共66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34处,其中康熙年间建的25处。(二)乾隆、道光年间(约115年),是贵州书院发展时期。全省有书院130余处,有建立时间记载的92处,其中乾隆年间建的26处,道光年间建的21处。(三)道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