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团体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探析

近代市民社会团体在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当了官府与广大市民之间的中介。近代城市市政建设及公益事业的扩展,正是在市民社会团体与官方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在此过程中,已具雏形的市民社会团体在城市近代化建设过程中进一步整合了自身的集团凝聚力,发展了自身的权限。     

地理环境变迁与城市近代化——明清以来扬州城市兴衰的思考

古代扬州因运河而兴 ,而近代扬州却因运河而衰。其原因在于 ,近代扬州已经缺乏原有的良好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 ,城市近代化难以实现。本文还通过对近代无锡等城市崛起因素的比较分析 ,认为近代城市受客观环境优劣、变迁的影响还很大 ,因此仅仅依靠对外贸易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 ,或者说城市经济建立在单纯的商业基础上 ,而没有近代工业的强力支撑 ,其近代城市的发展必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相反 ,有工业化支持的商业城市发展才会稳定、持久     

论中国近代社会传播网络的拓展

随着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近代城市化发展和市场网络的拓展,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的结构与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近代市民群体。在本文中,市民群体是指近代城市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     

中国近代战争作用下的衰落城市

近代频繁的、大规模的战争使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要素遭到巨大破坏,从而使城市缺失以常态形式发展的基本条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临清、吉安等城市的绝对衰落和南昌、安庆、九江等城市的相对衰落,而且导致了诸如苏州、扬州等城市近代长期衰落与南京、南宁等城市阶段性衰落。     

论近代市民社会的区域特质和历史轨迹--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为个案

以清末民初湖南长沙区域市民社会为个案的研究显示,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深受近代区域政治因素、近代经济发展、城市内陆特征的影响,市民社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传统与新型并存的区域特质,观察近代长沙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则揭示出区域历史传统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力,发人深省.     

饮食生活变迁视域下近代中国的两个世界——以上海、成都为例

近代上海与成都这两座城市市民饮食生活变迁面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食品工业发展与食品种类的丰富程度、饮食业的发达与饮食市场的繁荣程度、西方饮食文化的影响程度、饮食消费风气的变迁程度,普通劳工阶层饮食生活水平的高低程度等方面。而这两座城市工业化、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的差异、城市人口和财富聚集能力的差异、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程度的差异等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市民饮食生活的变迁面貌差异的根本原因。近代上海与成都这两座城市市民饮食生活变迁面貌的差异从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展现了近代中国沿海与内地两个世界的巨大差异。     

近代华北城市社会教育形成与发展初探

社会教育作为中国近代新兴的教育事业 ,是伴随着中国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而逐渐确立起自己的重要地位的。因为在近代城市中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市民。社会教育面向社会下层民众进行文化普及工作 ,适应了中国国情的需要 ,是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发展的重要分支。本文拟就华北城市社会教育的形成背景、教育形式、发展状况、社会意义作一初步探索。一、社会教育的根基———城市市民社会的兴起　　鸦片战争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同时又是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转折点。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演变进程中 ,中国城市逐渐完成了传统城…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华北城市转型与教育发展

一、城市社会转型与普通学校教育 城市转型是指从传统城市向新型城市的转变过程。城市的社会结构重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化,是城市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全社会的文化结构,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普及水平,是实现城市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所以建立和健全国民的普通学校教育体系就成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近代华北城市转型与近代华北教育发展正是这样一种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依存关系。     

“首要建设”:1924-1948年北京的都市旅游与公共交通

民国以前的北京城内,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旅游体系.近代市政建设运动兴起后,各皇家园林作为公园先后开放,都市旅游业由此发轫.虽然公园面向全体民众开放,但除了受门票限制,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也制约着市民的出行范围.首都南迁后,北京市政府把兴办旅游业作为城市的建设方向,并建立起公共汽车体系以辅助发展.这一体系与电车线路一起构成了北京近代公共交通系统,不仅给都市旅游业带来了发展动力,对城市空间、市民生活等也有诸多影响.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自我技艺学与美学化的自由实践——福柯生存美学思想举隅

福柯的美学主义涉及到人自身及其生活领域中的一切"美学态度"。此一美学无疑就是一种把人自身及其生活视作艺术品来看待并实践的"精神性"的、实践的美学。其植根于人自身的自由生存实践,或"自我技艺学"之实践之中,因而亦可称之为"自我技艺学化的美学",就是"‘自身的文化’的生存美学"。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