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内生城镇化进程中的保障房建设与城中村改造

农民从农村走向城镇,完成城镇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是住房保障问题。当前保障房建设和城中村改造普遍面临融资难、拆迁难、农民利益保障难和保障性住房的供需匹配难等问题。需要拓展保障房建设中的多源融资渠道,明确农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流转权,切实保障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农民权益以及构建保障房供需信息平台,进一步推动新型内生城镇化的发展。     

"城中村"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进展

"城中村"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归纳了各类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城中村"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以期能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城中村"问题的制度成因及治理思路--城市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环节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集体土地产权的“虚位”及城乡二元管理混乱等是“城中村”形成的制度根源。“城中村”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城市化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随着房地产业的繁荣及城市的不断扩张,相应地段的级差地租日益增大,各方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土地资产收益,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大战略抉择的提出为“城中村”的治理和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巨大的动力。     

以"城中村"改造为抓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从9个方面论述了撤村建居和"城中村"改造的基本情况以及所带来的喜人变化。为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出了以"城中村"为抓手,认真落实好"同城待遇"问题,确保城市建设资金落实到位,妥善落实外来务工人员住宿问题和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发展步伐等四个举措。     

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地权归属问题研究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提速,各地政府纷纷将"城中村改造"提上议程,其中的地权归属问题有待研究。城市化先行区域深圳和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案例说明,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土地产权归属面临国有化或集体化的两难选择:国有化使农民享有房产交易权,但丧失土地所有权;集体化可使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但房产不可交易导致其资产抑价。这一两难困境源于我国土地城乡二元所有制下的权利不均等,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赋予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真正同等的权利。     

论"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及对策

"城中村"现象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目前已成为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顽症,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改造"城中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事关政府、开发商、管理部门、村集体、村民等多方利益,需要克服多种体制性障碍,制定相关配套政策,遵循科学规划、为城市发展留下空间的原则,走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道路,多策并举,标本兼治.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带动乡村"——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

由于是一个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国,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点在农村,并以农村为动力源.但"三农"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有赖于工业和城市发展.20世纪,农村和农民为现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由此将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城市带动乡村"的转变.其带动机制主要有财政、就业、资本、信息和制度带动.而要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必须以新城市建设引领新农村建设,着力于强化城市的自我创新能力.     

关于进城农民谋财型犯罪现象的分析

农民进城已经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一方面,农民进城促进了城市建设,加快了经济发展,繁荣了市场,方便了市民;另一方面,进城农民也给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对交通运输、住房就业等带来某些负效应,尤其是违法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两型"社会进程中拓展区农民城市融入与文明建设研究——以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街道为例

随着"两型"社会推进和城市拓展区的不断扩大,拓展区的农民如何尽快融入城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是当前"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城乡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的差异,决定了拓展区的农民相对落后的文明素养,阻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因此,决定了"两型"社会进程中城市拓展区的农民城市融入与文明建设的复杂性与长期性.     

城镇化的一道坎:“城中村”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城中村"改造的老大难问题。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如果说市民与农民的剪刀差是正的剪刀差;市民与城中村村民的剪刀差是负的剪刀差。这意味着把一般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将明显增进他们的物质利益;而把城中村的居民转变为市民,则有可能减少他们的物质利益。从而使得城中村的改造面临着利益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如何兼顾各方面利益,有效地改造城中村,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的城市甚至把它上升到"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要求。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