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籍里新证

关于高适之籍里,两《唐书》所载不详,历代方志所载,多有附会。故目前学界认为史志中所言"渤海蓨人"乃其郡望,而籍里已不可考。本文试图通过对高氏家族的起源流变,结合对现存唐时高姓墓志的考察,并就高适早期交游与诗文创作加以考证,从而认为其籍里当在洛阳。     

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

汉代郡政府在汉代国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在国家结构中发挥着地方政府职能,又发挥着行政中介职能。两种职能的发挥,使其有效地治理着地方;又紧密地联结着中央与地方。郡以及郡县制度的完善,为汉代国家管理提供了优化模式,对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国家结构及汉代国家治理形式的认识,有助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     

唐宋时期戒牒和六念牒管理制度

唐宋时期的封建政府在僧籍管理中不仅制订有一套如同编户的严格的籍帐编制呈报制度,而且还专门针对僧道人士创行完善了度牒、戒牒、六念牒等特殊的身份性证件管理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僧道阶层比普通编户齐民受到的政治控制更为强化。     

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

唐代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其他朝代一样，是一个重本轻末的社会。在唐代，政府将全国人口划分为土农工商四类，其中，土的地位最高，农则被政府视为根本，这两阶层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良人，而工商在唐代虽受到了远较前代更多的重视，但从法律上讲，官府工匠仍属贱民，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虽然脱离了贱籍，但在一般的观念中，他们的身份依然较为低贱，对工商业者的限制仍然很多，如：工商不得为官；普通百姓一旦成为官府工匠后，就不能脱离匠籍．工匠不得与良人为婚；工商业者所穿衣服的颜色有别于百官和庶人，甚至连工商业者骑马也在禁断之列，等…     

北宋乡兵征募制度探究

北宋时期,北宋政府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边境地区,乡兵规模十分可观.乡兵的征募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属于强制性义务兵役制,招募制则有募兵制的特点.征籍制乡兵数量虽然庞大,但与政府的经济利益关系松弛,很难激发其战斗力,徒有虚名.北宋政府通过授田等方式招募的乡兵与政府的经济依附关系紧密,因而战斗力较强,北宋中后期,招募制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渐提高,成为北宋王朝巩固边防的重要力量.     

县级政府编制管理优化进路∶一个政府职责的视角——基于江苏省D市(县级市)的案例分析

编制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资源,也是现代政府改革的核心内容。县级政府是我国政府体系中的重要层级,在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具有“枢纽”性作用,因而县级政府编制管理的优化直接关系到我国政府行政效能的提升。通过对江苏省D市(县级市)编制管理的调研,文章在梳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编制管理运行现状的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县级政府编制资源配置“失衡”的现实问题。针对调研中发现的编制管理问题,文章将政府职责作为切入点,以核定职责模块和细化职责分类为编制管理优化的支撑条件。从宏观转型、中观调控、微观量化三个层面将政府职责“嵌入”到县级政府编制管理优化的实践进路,推动编制管理从单一行政化向综合治理化转变,使县级政府编制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并搭建一个具有合理性的县级政府编制管理量化模型,用以作为我国县级政府编制管理的普遍性参考。     

秦汉象郡位置新释

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岭南后设立的象郡的位置究竟在哪里，郡治又在何处，这是史学界至今争议未决的一个大问题。从清代以来，我国学者根据众多史料和当时的历史实际，历来一向认为象郡位置的南端位于今越南中部以南，郡治在今越南中部的象林一带（亦有人认为在今越南北部）。建国初期，著名史学家顾颌刚、章巽先生编制出版了供大学历史系学生用的《中国历史地图集》（１９５５年地图出版社出版），采用了我国学者公认的观点，在该书第６页秦代图上将象郡位置南端划在了今越南中部偏南，其首府象定在约北纬１５度附近的近海处。顾、章两…     

汉代朔方郡人口研究

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在阴山南麓设置的第一个北部郡级行政机构。为加强中央王朝对边疆政治、军事一体化统治,政府主导“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另有驻防将士、归降者、佣工、刑徒兵、仕宦、商人等落籍该郡编户齐民,推行兵农合一的管理模式,力图兴边以强国。该郡多样化的人口输入促进了区域间人口的分化与组合,优化了朔方郡的人口结构,使朔方郡获得关东先进的生产技术、礼制文化等,实现了边郡多民族的融合发展。而朔方郡首次大规模的移民群体成为其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政体的主要社会基础,开疆拓土则为大一统国家版图奠定了基础。充实的边郡人口巩固了国防,影响了多民族分布格局,孕育了独具特色的边郡文明,为后世边疆移民提供了历史借鉴。     

论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界限

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组织。通过对政府组织、事业单位和企业组织的本质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组织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不同,各类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关键。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促成了两类组织的产生,两类组织的功能界定与发挥也将有助于我国"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     

秦简所见“执法”新考与秦郡行政

岳麓秦简所见的“执法”应为中央与地方部分行政官员的统称,秦中央与郡中并不存在以“执法”为名的独立机构和官称。“执法”与“二千石官”有密切联系,在中央包括内史、御史、廷尉等官员,负责处理中县道及全国的相关事务;在地方则指郡守与郡尉,负责新置“郡县道”下的各类政务。以上长官与其属吏组成了“执法官”,亦即广义上的“执法”。郡制实行之初的意义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郡的主要职责是代表中央推行并监督政令的实施以及接受县级政府的政务汇报,实为中央在地方的代表,这是地方执法仅见于郡级行政机构的原因。中央执法与郡执法的存在虽体现出秦治理国家的“内外之别”,但二者在行政中仍具备程序上的一致性,显示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后国家权力对地方行政的支配与限制。     

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精简机构,控制政府规模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于1982年、1988年、1993年三次启动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一定成就,解决了当时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但严格地讲,三次机构改革都没能摆脱“精简—膨胀”的困境。笔者以为,可以从编制立法、财政运算和人员录用等几个方面建立健全政府规模的约束机制。 一、建立健全编制立法约束机制 政府机关编制作为政府机关法定人员数额及其相关的人员结构与职位配置,直接规定并反映着政府规模的大小。编制管理立法是实现政府编制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稳定化的关键一环,它一方面对政府机构改革进程起着指导和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它能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法规体系。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行政组织、机构编制的规范总的来说过于简约,只规定了政府编制的基本原则和编制管理的操作导向,一些必要的机构编     

籍端水、独利河、苏勒河名义考──兼谈“河出昆仑”说之缘起

籍端水、独利河、苏勒河名义考──兼谈“河出昆仑”说之缘起李正宇一、算来川、锡拉古尔、西喇郭勒、苏勒河，乃黄河之义。疏勒河是甘肃省河西地区记载很早的一条河。酉汉时叫做籍端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条班固原注云：“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     

秦三十六郡考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三十六郡。秦三十六郡之名,首有《汉书·地理志》列于前,继有《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述于后,两说当中,有三十三郡名称是相同的,唯有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各执己见。前者以为秦并天下,南服百越,于其地置     

真番郡考疑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后,在其地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中真番郡的地域方位究竟在今何处,学界历来是仁智互见,莫衷一是。有持“在北说”者,有持“在南说”者,本文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将“真番郡”与“古朝鲜”、“高句丽”相比较,梳理真番地区历史变迁的脉络,对南北两说作进一步考释,将武帝所置真番郡比定为今朝鲜半岛黄海南、北道及京畿道的一部分。     

禅籍谚语活用现象探析

谚语是民间口头流行的语言形式,谚语的通俗性特点与禅籍的口语化特征相一致。因此,禅籍中谚语的用例较多。本文以禅籍作为语料背景,从语法的角度,围绕结构成分和结构形式两个方面,对禅籍谚语的活用现象进行分析、归纳,以展示谚语在动态运用中的灵活性特点。     

不完全编制与有效治理：基层治理中的政府雇员及其作用——基于A区的调查

编制管理以及编外人员“隐性膨胀”一直是基层政府人事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不完全契约”理论出发，针对中国基层治理中编内人员与编制外人员相结合的现象，提出“不完全编制”概念。基于A区政府雇员的数据与案例，分析并探讨在编制刚性约束下，公务员编制管理的不足以及作为编制外人员的政府雇员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不完全编制”的形成逻辑。编制刚性约束与编外人员不断扩张，实际上反映了“一统体制”与基层“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所在。在基层治理任务并未显著减少和规模并未减小的情况下，政府雇员管理刚性约束增强会导致基层政府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用人规模的扩张。     

禅籍俗语语义探析

出现在禅籍中的俗语被称为禅籍俗语。温端政在《中国俗语大词典.前言》中指出＂俗语应该包括谚语、歇后语（引注语）、惯用语和口头上常用的成语＂。禅籍俗语在类型上与其他俗语没有区别,也包括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和口头上常用的成语4类。     

庄子三言新论

庄子三言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把握庄子大道流行论前提下,紧扣"籍外论之",论述庄子寓言是以体道者和非道化者两类主角的道文,而重言仅是以体道者一类主角的道文,"籍内论之"的卮言是庄子本人体道醉言,但"应"是"论评和"反"非"论评的卮言性质,决定了它不为十九寓言(含十七重言)余下的比例所止限.正基于三言性质的重新解释,庄子三言的道俗两评亦畅然可解.     

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

在中国近代众多的买办中,香山籍买办和宁波籍买办是最大、最典型的两个群体,也最受研究者关注,但是对它们两者的不同特点尚少研究。综观这两者的产生发展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香山籍买办由于有澳门和广州两个对外贸易中心,使之首先具备生成的条件而得以产生;宁波籍买办虽因缺少生成条件而尚未产生,但宁波所具有的外贸环境为它在后来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山籍买办虽然盛兴起来,但因不能很好地利用有利条件而使其发展受到制约,表现为一种保守型和单线性的发展,并导致其势力逐渐衰退;宁波籍买办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现,但它能主动而充分地利用有利机遇而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其势力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超过香山籍买办,表现出多线发展的特点,具有较多的开拓性。     

从额度规划到比例规划:包容性发展取向下的政府编制机制创新

一直以来,政府编制管理在主观博弈取向下偏重于编制方案的单纯额度规划,且沿袭了编制标准的“官民比”形态.当前,政府应归位于客观回应编制取向,在包容性发展视域下倡行编制方案由额度规划向比例规划的拓展,并强化编制标准的“官官比”标识,以达致政府之间及部门之间编制结构的均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