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中对有效控制规则的最新适用——评2012年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

2012年11月19日,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领土和海洋争端案"作出判决,最终主要依据有效控制规则支持了哥伦比亚的主张。这是国际法院对领土问题作出实质判决的第14个案件,也是最终适用有效控制规则解决的第6个案件。国际法院在本判决中对有效控制规则进行了解释和适用,相关问题包括条约、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控制规则的效力和适用顺序,关键日期的意义,有效控制的认定标准和证据要求。国际司法实践对管理领土、巩固国家主权以及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具有重要借鉴和参考价值。     

非洲国家间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式探析——以利比亚与乍得奥祖争端为例

利比亚和乍得有关奥祖地带争端的根源在于英、法、意三国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争端爆发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了积极调解,但最终未能取得实效;1994年,在国际法院的判决下,奥祖争端以和平方式得到了解决。奥祖争端的解决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洲国家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方式选择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即上诉国际法院求得司法解决。     

领土争端中“关键日期”问题研究

所谓“关键日期”是以时间为标准,在国际诉讼中解决多个相互冲突的请求时起重要作用的概念或理论.虽然关键日期理论在学术界尚未完全确立,但已被诸多国际案例中所援引,特别是在领土争端中,关键日期被定义为“争议的事实最后发生的时间”,规定该日期后双方的行为不得影响案件的事实.因此如何确定关键日期,将确认领土争端中的案件事实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不能排除通过国际法院判决解决领土争端可能性的前提下,分析和掌握国际法院在关键日期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将对研究和解决钓鱼岛在内的我国周边领土纠纷至关重要.     

中·日和韩·日岛屿争端的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一贯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方针,但日本不仅不接受,反而肆意控制中国固有主权的领土,藐视国际司法秩序.钓鱼岛和独岛争端的比较研究,揭露了日本国对领土争端中采取的矛盾立场,以及日本国领土主张之缺陷.树立“以其矛,克其盾”的战略,联合韩国等相关利益国家,通过国际法院解决钓鱼岛争端是中国解决钓鱼岛争端的首选途径.     

试析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有效控制原则——兼论我国的无人岛屿主权争端问题

在领土主权的争端中,国家的统治行为在国际法及国际法院的判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有效控制原则就是在国际法院难以判定领土主权的合法归属时应用的一项规则,此规则将主权赋予统治相对更为有力的一方。有效控制原则与国际法其他有关领土主权的取得方式有着不同的内涵,同时也有一定的联系。认识有效控制原则对认识我国与邻国无人岛屿的领土争端有重要的帮助。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推定的适用问题——兼谈对解决我国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启示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方面认为,如果当事方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或直接证据以证明其领土主权的主张,推定得以审慎适用。国际法院所适用的推定包括不可反驳的推定、可反驳的推定和事实推定等。与可反驳的推定相比,不可反驳的推定不能通过证据推翻推定的事实。可反驳的推定与证明责任的转移存在着关联性。而且,可能解除或加重原告证明责任的分量。但是,推定的适用仅部分转移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非对全部证明责任的颠倒。国际法院关于推定的适用,对我国解决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体现中国政府意志的"九段线"地图,以及越南等邻国对之予以承认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对证明南沙群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具有不可反驳的推定效力。     

领土划界中的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评析

罗马法中保有合法占有物原则进入国际法领域发端于拉丁美洲,并在非洲独立运动和东欧部分国家解体过程中得到应用。国际法院也在多个判决中适用了该原则。这一原则在领土划界中的主要作用是冻结现有边界状态,即所谓的照相功能,并以此作为未来划界的依据。如果缺乏清晰的行政边界,该原则将无法发挥作用。同时,适用该原则有时会产生新的争端,并与民族自决权相冲突。尽管该原则的作用有限,但是在解决边界问题中仍有一定的现实需求。     

中国对陆地边界争议的应对及对处理海洋争端的启示——以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中的对印政策为例

领土（包括海洋）争端是影响中外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近几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纷争日益增多,成为亚太地区关系格局中持续升温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在陆界方面,中国尚与印度存在巨大的领土争议,其直接原因在于1962年两国的边界冲突。以史为鉴,总结和分析冲突前后的对印政策,并从综合国力、利益诉求、大国心态等方面进行思考,对当今中国处理海洋问题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的作用及其管辖权歧见甚大.我国学术界亦已开始重视此事.现就此提出若干看法,以为探讨.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是维持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则是和平与安全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为此《联合国宪章》规定建立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司法解决是指,由常设国际司法机关,根据国际法,在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对争端、特别是法律争端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拘束力的判决.     

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权利"主张及其"法理依据"驳析

南沙群岛领土主权争端 ,涉及到五国六方 ,其中越南和中国对整个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 ,菲律宾对部分岛屿提出领土主权要求。说南沙群岛领土争端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国际领土主权争端 ,一点也不过分。南沙群岛所蕴藏的丰富石油和其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使得各争端当事国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加之 ,一些大国的插手 ,更增加了争端解决的难度。本文对菲律宾的“权利”主张及“法理依据”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结论 :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领土主权。     

从案例看东盟国家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法

国家间的领土争端从本质上讲有两种:一种是国与国的陆地间或岛屿间之主权争端;一种是各国之间的因海洋资源获取、领海及大陆架界限之间的划分而出现的争议。众所周知,东盟国家之间存在领土边界争端由来已久。鉴于武力解决争端的历史教训,再加上领土争端本身的复杂性、长期性、反复性的特点,1928年于华盛顿签署的非战公约废止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办法。当今国际法实践证明,解决边界领土争端应当尽可能地采用和平解决方法,而不应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文章从近年来东盟出现的三个领土争端案例中争端解决的方法,说明东盟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新趋势,其对国际新秩序以及各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条约法视野下的日本和东北亚三国的岛屿争端

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至今仍存着不同情况的领土争端。日本与中国,俄罗斯以及韩国的领土争端基本上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主要由战争改变的边界和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侵占的领土所致。本文旨在从条约法效力的角度,比较这三对领土争端,探求日本对待领土争端中历史性条约的态度,从而获得对解决中日领土争端的一些启示。     

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我国南沙群岛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审理领土争端问题时,往往将关键日期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我国地域广阔,不乏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其中就包括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问题。近几年我国和南海沿岸国家关于南沙群岛的争议从未间断过,并且这些国家在过去和当下都采取或者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意图将自己在争端中已获得的利益合法化。因此,本文通过确定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南沙群岛争端的关键日期,论证南沙群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维护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利益。     

论国际法院的行政司法职能

学界普遍认为 ,国际法院的司法职能仅包括解决国家间争端和为联合国机构提供咨询意见两个方面。但是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国际法院通过其内部的“二级立法” ,事实上在法院行政当局和法院职员之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职员案件司法解决机制。这使得国际法院在原来的两个司法职能之外 ,又扩展出新的行政司法职能 ,使法院同时又成为了它自己的行政法庭。作者认为 ,这一发展对于国际法院来讲是必需和有益的 ,但在理论上却有不少可疑之处 ,特别是与《国际法院规约》的抵触问题值得关注     

国家战略偏好对领土争端解决意愿的影响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家战略来调适心理和行为,领土争端解决意愿作为国家心理的一部分也不例外。经济优先主义、国家安全偏好和对国际地位的执着是战后在多数国家身上持续呈现的战略偏好。经济优先主义使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表现出克制并愿意作出让步。在国家安全偏好的作用下,国家“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安全的比值大小和来自争端相对方的安全感的高低对领土争端解决意愿有着不同的影响。国家自身定位及对国际地位的预期不同,领土争端解决意愿会有很大差别。在战略偏好的作用下形成领土争端中的激进型和克制型国家,进而形成三种不同的领土争端模式。     

柬埔寨对南海争端的态度探析

作为南海争端的"局外人",柬埔寨在2012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从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出发,坚决抵制了菲律宾、越南用南海问题绑架东盟的战略企图。从2012年的表现来看,柬埔寨在南海争端上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不希望南海问题东盟化和国际化、希望争端各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柬埔寨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与其自身的外交传统、中柬双边友好关系、越南曾对柬埔寨造成"受害者"的历史记忆等因素有关。探讨柬埔寨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对于解决南海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法院与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

本文根据国际法院的观点对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提出三点看法：（１）国际经济争端是跨国性的争端，其解决可以适用国际法但不能完全适用国际法的解决程序；（２）发生跨国经济争端时外国法人必须在经营地国用尽当地救济方法，只有在遇到拒绝司法的场合才可以由其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争端才可以依国际法程序解决；（３）外交保护权一般只能由外国法人的国籍国行使，但在特殊场合，股东国籍国也可以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保护的对象只能是他们的法律权利，不是他们的经营利益。     

领 土 争 端 的 关 键 日 期

关键日期是领土争端当事国之间有关争议领土归属的事实状态“凝固”或“冻结”的时间点。国际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习惯于把关键日期作为一些案件的证据采纳标准,并依据在这个时间点形成的法律情势来裁判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关键日期作为一个在国际司法判例的基础上产生、并正逐步形成的国际法证据规则,对领土争端的事实认定以及避免冲突升级、维持国际和平都有重要意义。但其适用范围还比较有限。并且,不宜确定一个刚性的关键日期选择标准,而应依据公平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来选定关键日期。     

毛泽东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印两国自1950年4月建交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印度政府奉行单边主义、扩张主义边界政策，中印边界争端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作为中方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仅坚决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且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充分展现了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于一体的卓越领导艺术。     

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下以宪法为手段的海洋维权路径——以国际法院司法实践为启示

将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在当今海洋政治斗争中是多数国家立宪和修宪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国际法院近年来形成了以“有效控制”原则判定主权归属的裁判逻辑。宪法是国家对主权展现最高管领意志与行使最高管领作为的有力体现,宪法中是否存在涉海内容,成为国际法院判定“有效控制”的重要依据。作为解决涉海领土争端的主要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对国际规则与国际共识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是涉海领土维权的行动指引。相较于涉及我国海洋争端诸国,中国目前尚未把涉海内容写入宪法,存在维权被动的可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应尽快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涉海内容入宪,涉海内容的具体呈现,应在符合我国国情与宪法传统的基础上,统筹参考国际司法实践经验,为海洋强国战略下的主权维护多添一层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