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从唐代"窗"诗看唐人文化精神

“窗”、“牖”入诗始于六朝,到了唐代,随着“窗”意象在诗中的不断出现,“窗”诗成为了唐诗国度里的一个独特景观。唐代“窗”诗通过“窗”构筑了别致的诗境,丰富了“窗”的美学内涵,折射出唐人多棱的文化精神。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试论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诗选》)序言

在我国文学史上,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创作繁荣,有如百川争流,群峰竞秀。既产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及其光辉灿烂的诗篇,也出现了各种诗歌流派及其独具风格的作品。盛唐以降,继王孟、岑高、李杜之后有“大历十才子”。他们的诗虽然有一些是酬唱应制之作,但是有不少名篇传世,在唐诗中,有一定的     

“诗中有画”论析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史中,诗和画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苏东坡看了唐代王维《蓝田烟雨图》之后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是最早对诗画关系的评论。此后,宋代郭思在《林泉高致》中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涛。”晁以道在《景正生集》中说;“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清代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凡诗写事景宜近,写意境易远,近者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作文作画亦然。”唐代,是我国诗画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代,诗虽渐衰,而画却又是一个高潮。宋代设置的画院,常     

孟郊贾岛诗歌艺术比较

孟郊贾岛都是活跃在元和诗坛的著名诗人,他们以苦吟著称而贫寒终身,仕途的蹭蹬,生活的潦倒以及身后的寂寞等,其生平遭遇极为相似。自苏轼说了“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以后,文学史家往往将贾孟二人诗歌并称,并以寒瘦概括其诗歌艺术风格。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忘年交的诗友,孟郊对比他小28岁的青年诗人贾岛极为推崇,他曾赞扬贾岛说:“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可惜李杜诗,不见此狂痴。”(《戏赠无本二首》)他认为贾岛的诗的风骨与诗才,不在自己和韩愈之下,直可上追李杜。贾岛对孟郊的诗歌成就,也十分钦佩。他称赞孟郊说:“身死声名     

报与桃花一处开——试论黄巢的菊花诗

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这个诗评不符合历史事实。可是,直到现在,它在我国文学史某些研究领域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唐末杰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两首菊花诗,可说是晚唐诗坛的一声春雷,不但前人咪菊诗难于企及,就其“豪放之格”也是前人所少与伦比的。     

唐诗与音乐双生双美

唐诗不仅是以绘声传达音乐之美,而且唐诗的语言文字本身就蕴含着“音乐”,这是唐诗的魅力所在。诗中有乐、乐中有诗、乐入唐诗是唐诗一大特色。唐代诗人把大自然的音乐之美、空灵之美,作为诗歌创作艺术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审美境界是唐代诗人普遍的、自觉的追求,这也是当时诗作高下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唐诗所蕴含的这种音乐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诗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元好问山水诗的成就及其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里,虽然很早就有山水风景的描写,但山水诗的产生却晚在南朝晋宋之际。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体育因革”、“山水方滋”,加深了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大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物,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这无论在文学史上或美学史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典山水诗经过六朝谢灵运、谢眺、何逊、阴铿等人的不断开拓,到唐代达到高峰,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个重要题材。王维、孟浩然就是盛唐山水诗派的杰出代表。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最卓越的贡献虽并不在山水诗,但作为才艺超卓、题材并精的诗人。模山范水的诗篇也有很高的成就。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1190——1257）,“诗祖李杜,律切情深,而有最豪放迈往之气”（徐世隆《遗山先生集序》）。其山水诗“妙绝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李义山无题诗辨析

在唐代林林总总的诗人中,李贺诗的神奇诡谲,义山诗的用典深僻,都以索解艰难使得后来不少唐诗爱好者望“洋”兴叹。尤其是义山诗,即使作为辽金一代大诗人的元遗山,也禁不住慨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后来也有人讥诮李义山写的诗是所谓“獭祭鱼”,说义山用典之多,犹如水獭捕得鱼阵列于     

关于唐代的逃户

<正>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农民逃亡是历代常有的社会现象。秦汉以来,史籍的记载屡见不鲜。或称为“流人”、“流民”,或叫作“浮客”、“浮浪人”等。到了唐代,史书多称逃户,逃户问题成为唐代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唐代的社会经济,逃户不容回避。因为逃户本身作为劳动力,它同生产关系的某些变革休戚与共。逃户的消长,作为衡量当时阶级斗争状况的一个标尺,它同农民起义又息息相关。本文试就唐代逃户的状况、人身隶属关系的变化及其与农民起义之关系等方面作些粗浅探索。     

情有独钟寄嫦娥——解读李商隐的“嫦娥”诗

李商隐有7首诗提到嫦娥,是唐代诗人中取嫦娥题材入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在这些诗中,作者赋予嫦娥以孤独、寂寞、惆怅、凄楚的审美特征和一种超逸出尘之美。这既与嫦娥神话在唐代的流传和演变有关、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价值取向、审美特征有关,也与李商隐自身身世、仕途及生活等方面密切相关。     

论唐代僧诗的生命意识

有人说唐代是一个“诗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是诗人,连吃斋念佛的僧人也是如此。与前代僧人不同的是,唐代的僧人在诗中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他们一改过去僧人对佛祖的虔诚、对佛国天堂的向往,而多表现出对生命有限性的强烈体验与感受,在他们的诗中多流露出年华易逝、青春易老的意识,人生的短暂倏忽使唐代的诗僧一方面有及时行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渴望及早留金石之功、建不朽之业,企图以世俗的声名去实现人生的永恒价值。唐代僧人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们的诗歌带上了浓郁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论宋诗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性

宋诗作为传统诗歌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存在,显目地与唐代诗歌形成对比与参照,无论是宋代诗人的创作实践,还是后世论家的批评标准,实际上都是以唐诗为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的。这样,站在唐、宋的不同立场,也就形成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欧阳修志在建构独具风貌的“宋调”,即自负“非如唐诸子号诗人者,僻固而狭陋也”,严羽论诗“以盛唐为法”,因谓以苏、黄及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人为“奇特解会”,“非古人之诗也”,“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其后,“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尊宋诗者则谓“宋     

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

(一)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是一个熟谙禅学的佛教徒。禅学,作为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不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胡应麟《诗薮》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徐增《而菴诗话》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这些评论虽不十分恰当,但都注意到佛教信仰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