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社会资本与职业收入因果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CGSS2008数据

通过CGSS2008数据,对个体社会资本与职业收入的因果效应进行探究。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个体社会资本和职业收入的研究框架,提出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对职业收入影响的假设。根据研究假设及相关分析,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并控制变量,定量考察各个自变量对职业收入的影响方向和强度。结果表明,个体社会资本仅能在一定程度预测职业收入,其中,社会网络资源主要通过网络异质性对职业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社会关系资源通过关键人地位对职业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社会资本、健康状况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 2010和CGSS 2015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0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序数逻辑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和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拓展老年人社交渠道、增进老年人社会信任、增强老年人身体体质和关心老年人心理健康等对策,以期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全体居民的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但社会资本各项的影响是有区别的,对全体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社会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存在差异,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医保参与有促进作用,而对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社会信任对城乡居民医保参与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城市居民医保参与的是陌生人信任,影响农村居民医保参与的是熟人信任。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医保,助力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需要培育良好的社会信任、增强医保的实际保障效果和创新城乡医保融合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探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与流动人口收入关系对于改善流动人口现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chips2008的数据,可以研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作用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的作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程度而言,人力资本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更强;第三,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     

技术工人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工人的不同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技术工人的户籍、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技术工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收入、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等因素则与之关系密切。女性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文化程度者;高收入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技术工人的年龄、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U形相关状态;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等级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相关状态。     

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这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但这两种效应对人际信任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对包括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在内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它强化了向上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提升作用。但“道德”效应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这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与“经济”效应明显的不同,它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社会流动角度考察人际信任形成的内在机制,不仅能够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能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效应——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

以辽宁省的实地调研数据,从职业流动频率、流动方向、流动动因三个方面分析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特征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农民工的职业流动频率不高,明显低于男性农民工;职业流动质量不高,多处于平行流动或未流动状态,向上流动较少;职业选择上处于劣势,多是被动流动。频繁的职业流动及向上流动对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但主动流动有利于已婚女性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已婚女性农民工相比,流动频率和流动方向对男性农民工收入增长影响显著,而主动流动对其收入增长影响不显著。因此,稳就业、增收入要重视已婚女性农民工的异质性特征,避免其陷入频繁流动和收入不增的恶性循环。     

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信任机制研究——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其健康产生积影响。社会参与是在"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微观社会情景中"再熟人化"的空间实践,参与活动将分散在各个私人空间的老年人吸纳在一起,以趣缘活动增进相互之间信任,形成不同形式的交往圈子。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能够扩大生活圈子并融入社会,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信任和集体情感,实现社会融合。政府和社会应多关怀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培育和建构老年人生活和交往互动的活动圈子。     

城市女性居民的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选取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以2849名城市女性居民为样本,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市女性居民社会资本、政治参与的情况,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了该群体中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的作用机制。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变量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在社会资本中,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存在显著积极作用的是：朋友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目的型社团因子及趣味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陌生人信任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积极作用的是目的型社团因子、宗教型社团因子;对于城市女性居民主动性政治参与发挥显著消极作用的是熟人信任因子、邻里互惠因子。通过对数据结果的探讨,认为提升横向社会组织的品质与优化人情网络,是提高城市女性居民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     

关系网络与农户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是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乡—城人口迁移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体制等因素在宏观层面影响着非农转移的规模与速率,农户的关系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及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情况构成非农转移的微观机制。经验数据分析表明,农户非农化转移遵循着闯市场的机制,即农户与市场的共同演化机制,关系网络主要在个人与市场进行互动时发挥社会资本的一般性影响,而并非通过提供明确的职位信息或为取得职位提供人情帮助,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水平对非农转移机会和转移效果都具有积极意义。经验研究的现实启示是,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稳定地转移,既需要有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及社会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     

收入差距与社会不稳定:基于中国时序数据的实证研究

居民收入差距是否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是否有必要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笔者通过建立两个协整方程考察了我国1978—2008年间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运用Granger提出的检验方法验证了收入差距及其他一些经济变量与社会稳定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调整收入分配差距无论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政治安定层面考虑都将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另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城市化与劳动力流动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而对外开放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失业数据可能存在虚假导致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无法判断。     

人力资本、劳动保护与劳动力的失业风险——基于CGSS四期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GS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构建劳动力失业风险发生的脆弱性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劳动保护对劳动力失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失业风险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还体现在工作经验和技能培训。健康状况越好、教育程度越高、工作经验越丰富,劳动力的失业风险越低;参加技能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的失业风险。劳动保护对劳动力失业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工作岗位的技术含量越高,拥有该岗位的劳动力的内在保护就越好,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就越低,失业风险也就越低。劳动合同为劳动力就业安全提供了外在保护,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力失业风险明显更低。劳动力的失业风险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差异和代际差异,男性、非在婚、非党员和40-49岁的劳动力,失业风险更高。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本文在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加强劳动力劳动保护和注重劳动力失业风险的个体差异等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网络交往与政治信任——基于JSNET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网络交往和公共参与交往对居民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春节拜年网和社交餐饮网指标对政治信任水平无影响关系甚至存在负面影响,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和社团参与程度,与政治信任水平存在正向关系。因此,发展社团组织、鼓励群众关注公共事务,是提升城市居民的政治信任的有效渠道。     

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采用我国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从消费需求与物质资本形成视角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增长关系,但短期内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只存在阻碍作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社会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该作用减弱;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乡收入差距使得该作用加强,但短期内对物质资本形成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度量及分解——基于CGSS的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及其内在原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较为严重,且城市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农村,但农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却更加明显;从地区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和东北地区收入差距较小;对基尼系数贡献率的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内部、城乡间及地区间不平等对总体收入不平等起着主导作用,户籍差异、受教育程度均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解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