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探究

“一带一路”倡议下,做好民族文化传播工作,不仅有助于挖掘民族文化财富,还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但从实际来看,民族文化传播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民族文化传播积极性不足、采用方式较为落后单一、文化传播平台较为欠缺等,对民族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新时期下要注重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并采用极具针对性措施进行优化改进,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同时,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也能得到有效传播与弘扬。鉴于此,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文化的传播路径进行探究。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与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结合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笔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现状及发展策略进行了总结与畅想,以期为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经济和文化是互动的。我们在研究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时 ,必须重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应利用民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 ,让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接轨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效应

［摘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行为的大众化、常态化促使旅游的潮流席卷世界各地。少数民族地区依托独特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使旅游业蓬勃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给民族文化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分析探讨负面影响产生的原因，尽量规避其负面影响，使民族旅游积极影响实现最大化，让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共赢。本文通过“利益驱动”的设计实现文化系统的传承，寻找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共赢的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机遇、困境与出路

“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高层大政方针的制定、文化信息高速公路的构建,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同样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困境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青年亚文化对云南民族文化消费市场的制约等方面。基于此,建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文化交流,通过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来化解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困境,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通过与时俱进推进云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破解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充分发挥跨境民族的作用,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年轻化以破解青年亚文化问题,从而为云南民族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决策参考。     

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

在对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的原因、来源和作用方式。1)基于民族文化形成的民族集体认知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动力,通过一般动力的作用,可以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性的经济制度,这些秩序化的经济规则有助于降低民族经济活动不稳定性预期,但因为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之间本身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一作用过程没有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外部适应性。2)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技术)存量增加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的创新动力,但受民族文化结构中人文和科技的结构性失衡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在创新选择中对知识(技术)机会与市场机会的认定与把握有所不足,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制度变迁受民族文化自我创新驱动的作用不明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制度创新多数属于"搭便车"现象。     

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应有自己的学科地位

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文化这些年来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形成为支柱产业,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文化中有部分是含金量很高的旅游资源,对少数民族旅游产生了经济效益和社会作用巨大,但少数民族文化却无应有的学科地位。文章主要观点,“旅游经济”或“民族经济”难以包容少数民族旅游文化;设立“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学科是当务之急。     

民族地区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创新——以恩施州节日文化为例

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要表征的节日文化,是展示民族特色、寄托民族情感、传承民族文化、昭示民族认同感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是各少数民族文明发展过程中最具魅力和个性特色的文化符号。以恩施州节日文化为个案,探讨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当代价值,发现节庆文化开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与策略,对民族地区节日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

新时代,“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征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交融,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文化的传播交流在新时代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一带一路”建设已有十年,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思考。本文结合现有的资料文献和“一带一路”的发展要求,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背景、意义和目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促进各国之间沟通交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意义与方法,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国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民族智力资源开发的教育文化思考

[提要]古丝绸之路文明孕育了丰富灿烂的西南民族文化，酝酿了底蕴深厚的智力资源，为西南民族社会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创造力。“一带一路”建设为西南民族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智力资源联结着文化之根，以教育途径传递丝路文明的薪火，需要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中构建起“内外互通、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模式，以开放创新为驱动，加强跨文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以文明互鉴为方向，开发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文化课程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智力支撑。     

试论周恩来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如何进行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兢兢业业地领导了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他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他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倡导各民族合作互助，共同繁荣，尽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他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他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注重培养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赞同和支持各民族团结友爱、交流融合，共同迈向现代化。总之，周恩来为新中国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杰出思想以及他为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采取的各项措施，至今对搞好我国的民族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研究

中国与周边中亚国家间跨界民族问题的存在及其影响是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长久安全与持续发展的重要变量因素,关系到“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进程中我国与中亚命运共同体建构和中国—中亚跨域一体化合作的行稳致远。着眼于兹,有必要围绕“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目标与框架,针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理性认识与科学处理展开深入、系统地研究。对此,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沿循“利用理论解构现实”到“建构理论指导现实”的逻辑路径,就“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视域下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应对进行探索,分析了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涵及其对“一带一路”跨域治理的多重影响;从主权维护、区域安全、民生发展等三个维度探讨了“一带一路”跨域治理语境下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主要旨趣;继而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稳定与合作,由国际合作体系完善、公共产品协同供给、多元机制复合运用等若干面向提出了应对中国—中亚跨界民族问题的实践策略。     

文化适应理论框架下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现今信息时代,大学生不仅要具备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还应具备信息素养。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和发展的预备主力军,他们的信息素养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和实力,也关系到民族地区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问题。本研究以Z民族大学为田野调查点,少数民族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定量(问卷调查)和定性(个体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取第一手数据资料,并基于文化适应理论模型框架对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阐释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是其信息素养构建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少数民族大学生信息素养与其文化适应能力紧密相关。同时,分析讨论了西方文化适应理论模型在阐释我国民族高等教育问题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憾。     

民族文化融入视域下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构建研究

当前我国区域间交流不断加深,教育水平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培养得到更多重视。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具有民族特色鲜明、群体融入存在差异及性格与心理特征明显等特点。民族文化融入民族教育是实现少数民族学生良好发展的基础、是培养优秀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及促进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民族文化融入民族教育促进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以"互联网+"为主渠道,搭建民族文化交流平台;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创新发展民族教育;以"五个认同"为基本点,增强多民族团结教育;秉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理念,融合中求同存异是构建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机制的有效途径。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源流及影响

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更是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我国与欧洲在政抬、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实施“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亚洲与欧洲历史上的漫长岁月中,这绵延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关系,却很少为人们所了解。本文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的发展历史、形成简述以及影响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之间产生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古代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现在民族地区的影响。     

论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

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以来的物质劳作和精神生产中形成了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处于经济发展的劣势,与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去甚远;在当前民族地区城镇化、城市化建设中,如何既发展经济,接受现代文明,又保护灿烂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所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