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祝穆《方舆胜览》的编纂旨趣与特点

《方舆胜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类书。其实,从其撰述旨趣和对边疆地理的关注程度看,它是以“周知天下,得助江山”为己任的地理志。但与以往地理志所不同的是它少了四至八道、人口、贡赋等内容和对自然地理的翔实记述,而且在因依传统地志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更加关注人物、吟山咏水的诗词歌赋及风俗等人文内容,使传统地理志的记载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在文献价值上有着特殊的贡献。     

浅谈范成大《吴船录》中的巴蜀民情风俗

范成大在入蜀、出蜀途中饱览了巴蜀地区的山川风貌、风土民情,并留下了几十首记录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优秀诗作。以《吴船录》为例,分析其中所展现的巴蜀民情风俗,对探究范成大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巴渝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读《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

明初郑和船队七下西洋,随行的马欢撰《瀛涯胜览》、费信撰《星槎胜览》、巩珍撰《西洋番国志》。三书表达了明朝"宣德柔远",加强中外联系、"共享太平之福"的意愿。书中大量记载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土产之别,疆域之制";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的行程;还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向国人介绍海外诸国的社会面貌,用以开阔明朝观察世界的视野。三书说明了中外交流的历史成就和意义,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的重要地位,反映出鲜明的世界性意识。     

马欢的族属与《瀛涯胜览》的地位

马欢随郑和三下西洋,担任阿拉伯语翻译,为下西洋的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马欢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根据他会说阿拉伯语、信伊斯兰教、姓马,又主要说汉语用汉文写作,我们把他的族属识别为回族。他是回族历史文化名人。马欢写的《瀛涯胜览》记录了下西洋者的见闻和所到地区的概况。在“西洋”史地学三书中,《瀛涯胜览》对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载最详,因而最为重要珍贵,并且对后来的“西洋”史地学书和中西交通史书影响最大。     

《战国策》与战国文学地理

《战国策》中的许多说辞可以视为成文,考察这些成文对于战国文学地理学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通过对《战国策》相关作品的考察可以发现,战国前期文学创作较为萧疏,中后期则呈现出繁荣的态势;当时的文人尤以魏、赵、齐、秦、楚居多,周、卫等蕞尔小国也有不少作品呈现;《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文人异地创作的情形,而不同地域的文化逐渐融通,地域特色逐渐减弱,应是中华文化日渐成熟的一种体现。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地理赋的空间张力与情感安顿——以《古文苑》地理赋研究为例

在中国文学诸文体中,辞赋与地理关系最为紧密.<古文苑>选录的地理赋,既包含有曾经真实的空间存在,也坦露着赋家丰富的精神世界.它们再现了中古时期的部分交通路线,展现了沿途的自然人文景观,抒发了赋家对自然景致、疆域风物、雄伟山岳和中心帝都深广的地理情怀.辞赋因这些地理表述参与其中,从而表现出征实求真、时空结合、情由景生的文学特征.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试论文学概论之研究——以龚鹏程《文学散步》为例

龚鹏程的《文学散步》,现在仍可给文学概论的重写热提供诸多启示:一、必须明确文学概论的基本问题,去掉伪问题和多余问题;二、文学概论的撰写应具有问题意识、价值取向和生命关怀;三、文学概论的撰写应融合中西,但立足点和旨归应是中国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汉书》中经学、史学、文学的互动

整部《汉书》以经学为精神指导,以史学为起点,以文学为表现,三者在作品中互相参与、影响,组成作品内在的浑圆特质,经学影响史学的思想、体制,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史学影响文学的写作、精神,加强巩固了经学的思想;文学特点的鲜明化,正是对史学学科和经学学科特点的否定,从而促进了学科各自的独立。     

《读史方舆纪要》数据库建设中地名解析的原则与方法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以《狂人日记》为例

鲁迅以"医术并非一件紧要的事"而弃医从文为小说,与罗贯中"传神稗史"和《三国演义》写吴押狱之妻焚华佗《青囊书》,以及古代"上医医国"的思想,有暗合的联系;《狂人日记》"吃人"之论及其艺术上的表现,受孔子"苛政猛于虎"和老、庄"仁义"之"庐""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的思想,以及唐人小说《集异记·崔韬》、《聊斋志异·梦狼》、《幽明录·新鬼》等等的深刻影响。作为鲁迅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品,《狂人日记》思想与艺术植根于古代思想与文学的事实,证明鲁迅文学与古典传统有密切而又曲折微妙的联系,值得学者更多的注意。     

清代未成年人的罪与罚——以《刑案汇览三编》为主

未成年人犯罪自古以来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清代未成年人犯罪类型依据案情有杀伤人、偷盗、犯奸等;依据犯罪的主观意识又有主观故意、过失、缘坐等类型。细研这些案例,可知经济落后、物质匮乏、教育医疗水平低下是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因。清代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继承了传统,尊重人的生理、心理的发育规律,体现了“恤幼”精神,但前提是不能威胁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清代未成年罪犯的司法审判也证明了清代司法程序的严谨和审慎。     

翻译文学的陌生化取向——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

陌生化理论给翻译文学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本文以杨益宪英译《红楼梦》为例,探讨陌生化手段在翻译文学中的运用,使目的语读者在阅读时对象变得陌生,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从而延长审美感知历程。     

庞德文学翻译主体性探析——以《神州集》为例

主体性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它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以《神州集》为例,探讨分析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作用,为庞德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路径,也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走出国门提供一些启示。     

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反思——以《芳华》《忠臣逆子》为例

文化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是一个历史性民族为自己的现实生活所建立的意义规范,并在时间中保存下来。文化虽先验于个体存在者,需要个体在后天的生活经验中不断适应、习得,但并非不容质疑、不可改变的“绝对命令”。将西方文化作为镜鉴自身的“他者”有助于我们更为清醒、全面地认识自己。北美华文文学因其创作群体文化背景的双重性,天然地具有放眼世界的视角和文化反思的意味。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通过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及内在灵魂形象的刻画,揭示了时代的分裂和民众矫揉造作的集体潜意识,对中国文化中“虚伪性”的一面进行了深刻反思。袁劲梅的中篇小说《忠臣逆子》通过戴家四代人的家族变迁史,探讨了历史时代与文化环境的局限性,并能透过表面的文化现象深入至潜伏在人性之下的文化之根,揭示出生活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