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中的利益共享机制——以B街道公益创投项目运行为例

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推动社会组织和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满足居民公共服务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核心在于合作主体间未形成利益共享格局.研究B街道公益创投个案,发现合作主体间存在着理念上"不同频、微冲突",行动上"不合作、难合作",以及制度上"不发展、难发展"等问题.要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及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共享、良性互动的局面,则需要从理念、主体行动及政策支持等三个维度来构建社区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利益共享机制.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以重庆市白虎村为例

在农村社区急剧转型,农村社会依然弱势并不断衍生新的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实务经验表明,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有效服务农村社区及其居民、保持农村社会有序稳定、推进农村社会发展进步,对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社会主义新传统与社区治理——以珠海市为例

社区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管理的基层单位,成为不同学科学者讨论的焦点。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为重建社会团结提供了传统的借力。整体性的社会革命和改造给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关系网络遗产和传统文化遗产。在体制外调动传统所内生的适应性策略,是社会整合和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     

社区治理中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的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是实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多街道实际案例的考察,深入探讨基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强化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内因、夯实合作基础、重构优化合作关系形态、深化合作方式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社区营造与更新治理

当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以公共环境为改造对象的局部更新便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方式,意在唤醒公众意识、凝聚多方力量、赋予城市公民营造生活环境的主体权利。文章对英国、日本和中国社区更新中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共同缔造”理念的树立、景观叙事的构建、自组织培育及社区规划师制度建设等角度探讨顺应当下社会需求的社区营造和多元共治的更新策略。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微更新的项目制：性质范畴、类型机制与优化路径

作为社区成长方式之一的社区微更新,在实践中取得项目制治理形态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合作生产的样态。这是一种新治理取向,虽颇有成效,但亦问题频仍。从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交互及利益交汇的治理理论内涵设定看,散布于城市社区的微更新,以项目制方式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重逻辑,但镶嵌其中的权力、资本与权利之间的持续张力难以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消弭。从“社区微更新何以有效达成”的务实理解出发,持续强化社区合作治理,需要激发社区各类主体合作治理的自主性,寻求“最大公约数”,即以对社区微更新项目制的新认知、新规则、新参与、新借鉴与新监管为基本路径,引导对项目制治理逻辑的新调谐。     

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大数据推动社会治理迈向“社会智理”——以社区矫正领域为例

基于社区矫正力量不足、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不够、技术(方法)不够先进等问题和需求,使大数据应用于司法社会治理领域成为必要。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可以提升司法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和工作效率。但是,大数据在司法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程度仍然较低,以社区矫正为例,主要表现为司法大数据不够“大”、不够“全”、不够“准”等问题。大数据可以应用于社区矫正的全过程：在初入矫正阶段,通过采集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状态监测数据,搭建社区矫正大数据平台,做好监测和犯罪预防;通过构建社区矫正案例库和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开展循证矫正;研究基于社会状态监测大数据的矫正方案,利用算法实现社会帮扶智能推荐。大数据通过“智慧矫正”和“智慧治理”,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科学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矫正方案,促进矫正对象融入社会,同时,在庞大群体、海量数据和个别化的帮扶和矫正方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提升了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社区治理的公共空间维度——以上海市Y社区“首位公共空间”治理为例

由物质性要素、公共性要素、主体性要素和社会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区公共空间,既关联着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现,又赋予了城市空间建设的意义表征。楼道空间是社区公共空间的基础单元,是社区的“首位公共空间”,具有首位性、首要性和睦邻性特征,在整个社区公共空间中居于本源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上海市杨浦区Y社区有效运用公共空间“四大要素”的系统性机制开展“首位公共空间”治理,实现了社区实体空间之变、邻里关系之变和治理思维之变。“首位公共空间”是阐释新时代社区空间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效互动的创新概念,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空间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红色物业”融入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以百步亭社区为例

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物业企业兼具提供专业性市场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属性,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一极。促进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红色物业"的提出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市场主体的政治引领作用,重新定位了物业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重塑了物业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培育了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机制,对于促进社区"善治"具有重要意义。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仅带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也带来社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的治理主体的生成,并由此形成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与紧张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推进社区善治,就需要反思既有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纳入社区治理结构,构建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培育社区精神和合作氛围,有助于在平等协商和良性互动中实现社区利益平衡与和谐安定。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以上海YJ社区基金会为例

作为一个“舶来品”，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其自身融入社区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也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创新路径。对上海YJ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表明: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传承并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还需处理好与政府、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以新疆喀纳斯社区为例

从社区的角度出发,综合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等相关理论,在梳理新疆喀纳斯旅游区的喀纳斯社区旅游发展历程和商业化表征的基础上,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过程及成效进行分析,以探求喀纳斯村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尝试寻找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往往引起社区对政府的敌意或反抗,引起这种敌意或反抗的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事前治理,事后商业化治理不能弥合社区在治理前后的经济收益落差.二是缺乏有效的协商沟通机制,社区及主管部门的意见不能有效沟通.三是社区过度关注经济利益,旅游管理部门“管制”角色明显,社区治理难以形成公共利益基础和共同目标.自上而下的政府介入配合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才能保证社区治理旅游商业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