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识别研究——以上海市公共交通类邻避冲突为例

在综述城市邻避风险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法初步筛选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并将其细分为主体、客体、情境三个类别共20个指标。运用德尔菲法对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进行二次识别,将其调整为经济、社会、环境、身心健康4个一级指标和8个二级指标。对上海市迎春路地铁站选址事件附近居民的风险认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进一步确认城市邻避设施风险认知要素专家识别的结果。     

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风险正不断升级,给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众对于邻避项目的风险认知与其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以核电站为例,聚焦公众风险认知,探讨其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作用,并从影响因素入手,提出调控与建立积极风险认知的策略。     

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考量及其治理

我国因邻避设施的兴建而产生的邻避冲突越来越多,邻避设施的后果承担者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收益享受者之间是不对等的,这种负外部性和成本—效益不均衡性的存在致使邻避设施极易升级为矛盾的导火索。减少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实现成本—效益对等,避免或解决邻避冲突的对策在于:提高邻避设施的科学技术水平,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大利益受损者的话语权,降低因预期性负外部效应引起的不安和忧虑等。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及防范——基于焦虑心理的视角

社会发展过程中因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这些事件对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民众对于邻避项目所呈现的心理状态与其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基于此,聚焦个体与群体两个层次,以焦虑心理为核心,分析了邻避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从滋生、蔓延到扩散的生成机理,并以\     

新媒体时代的邻避冲突及政府应对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多种风险,邻避冲突事件不断发生。新媒体时代的邻避冲突具备了快速的传播、动员和建构共同体的新特点,这给政府工作带来了诸多挑战。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在面对邻避冲突时应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建立科学透明的信息处理机制,缓和社会矛盾。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重思邻避困境的风险沟通与治理问题:基于核电的讨论

如何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经是目前国内核电风险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而要破解该难题,我们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潜在风险承担者的利益补偿,针对风险感知差异之重点群体开展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评等风险沟通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落实为具体实践,并突破结构性障碍,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创新政治过程和制度,以制度的确定性来适应,甚至控制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邻避冲突网络动员路径解析及安全机制构建

网络社会的到来给邻避冲突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的土壤。网络动员成为邻避冲突大规模爆发的重要助燃因素,冲击着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格局。文章遵循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框架并尝试对其加以创新,通过研究典型案例发现: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偏好沿“邻避设施决策—网络媒介环境—社会结构张力—目标追求趋同—网民判断相似—社会控制弱化”这一路径演化。文章构建起包含“舆情预警、多方互动、制度约束、执行反馈”在内的网络安全机制,进而有效防范管控邻避冲突网络动员向现实冲突转化。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是一个体系,其中的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经济风险评价是基础,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环境风险评价是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归宿。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生存不确定性的认识升华和价值演进,现实风险的类型及威胁程度影响着人们决策价值的选择方向与转换方式,从开发主义始,历经科学主义和生态环保主义,最终演进到包含环境正义观和后物质主义在内的邻避主义。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5年间22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

当前层出不穷的邻避冲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为邻避冲突治理提供了基本方法、价值导向和制度平台。目前我国邻避冲突及其治理的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协商不足,其原因在于协商意识、协商能力以及协商制度不足等。应从树立协商理念、提升协商能力、拓宽协商渠道、丰富协商方式等多方面来寻求以协商民主破解城市邻避冲突治理困局的对策。     

清洁发展机制法律风险规制研究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国际社会进行的诸多努力中,最卓有成效的当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选取京都三机制中,与发展中国家直接有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讨论对象,以当前该机制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现状为背景,从法律的角度分析风险的成因及应对之策,能对这一国际环境法律新制度进行较好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