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祁寯藻与晚清理学：以同治朝修国史《循吏传》为中心

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久为学界关注,如倭仁等代表性人物已得到许多讨论。但是,理学复兴仍有复杂面相值得开掘,存在着时势、人事和制度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晚清其他朝廷重臣与理学复兴的关系不可忽视,如祁寯藻同治初年位居帝师,其施政作为有倡导理学之意。他于同治二年上奏澄清吏治,请求清廷纂修国史《循吏传》,并影响到该传的写作。祁氏影响下的国史《循吏传》取材理学著作《学案小识》,表彰具有理学思想背景的地方官员,体现出祁寯藻倡导理学的用心。祁氏学兼汉宋,同治初在朝与倭仁等理学名臣多有交往,呼应清廷上下推动理学的时势,以修史为举措,希望用理学振兴地方吏治。祁寯藻奏请纂修国史《循吏传》一事,提供了理解晚清理学复兴在实际政治层面运作的具体例证。     

邓小平对公平施政的探索及其启示

公平施政是政治公平性的现实体现与实现方式.邓小平在从效率施政走向公平施政、公平施政的制度安排、绩效衡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当前,要充分发挥政府公平施政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政府从效率施政向公平施政的转型,重视公平施政的制度建设,坚持发展生产力与实现公平正义的统一,以推动政府公平施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汉代循吏与孝思想的传播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多数基层官吏都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循吏,在传播孝行思想方面贡献尤多,他们一是身体力行,亲为表率,以榜样的作用进行传播;二是建立学校,广施教育,以宣传的形式进行传播。循吏对孝思想的传播效果可以从近年来出土墓葬中的孝行图、鸠杖图等装饰图像中得到印证。     

看省际政要如何张扬施政个性

公众和媒体更为留意和报道他们的言行,以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改作风,应成为他们的"试金石"一地一区政要,左右所在"地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施政理念、施政风格和施政手段、措施、策略,及至施政胸怀,既关联中央政府路线、方针     

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反映了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政府价值的伸张和倡扬。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多重价值向度,值得人们深入挖掘。在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中国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作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将对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发生深远影响。     

龙游书商的经营活动及其影响

龙游书商形成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其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龙游书商产生的时代及其条件、明清时期的龙游书商、龙游书商的经营理念、龙游书商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     

龙游书商的经营活动及其影响简

龙游书商形成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其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龙游书商产生的时代及其条件、明清时期的龙游书商、龙游书商的经营理念、龙游书商的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     

确立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理念——兼论其在税费改革中的重要性

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 ,历史地确立了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尊重和发挥农民的主体性 ,既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 ,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 ,它也从质上决定了一切有关乡村社会变革的规划或措置 ,都只有在影响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前提下才有彻底实现的可能。为此 ,国家应纠正过去施政理念上的偏差 (包括当前的税费改革 ) ,树立农民的主体性理念 ,给农民以自由和权力 ,且使“农民怎样才能自己发展自己、自己保护自己”的意识成为中央制定各项农村政策、制度和施政路径的一个首要出发点、着眼点。     

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

知县施政的理念和实践是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理应成为我国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清初陆疆、内陆、海疆三类知县的乡村治理,尽管带有鲜明的区域特性,也影响到个人的施政特点,但是总体而言,知县乡村治理"统域"与"自域"的历史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清初基层官府与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历史基因。     

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论清官

近些年来 ,我常常在报纸杂志上读到歌颂清官的文章 ,在戏剧、电影、电视中看到赞美清官的演出。每读到这些文章和看到这些演出时 ,虽然感情上会觉得一时痛快 ,但事后仔细思量 ,总感到心中隐隐作痛 ,认为目前炒作清官实在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好处 ,甚至有负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 ?清官是专制政体时代或社会的产物。夏、商、周以来 ,中国的统治者都是受命于天 ,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 (《尚书·周书·泰誓上》)君的统治权既然是天授的 ,照孟子的说法 ,他们是“劳心者治人” ,而下民则是“劳力者治于人”。照韩愈的说法是 :“君者 ,出令者也 …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十四史”《循吏》、《酷吏》列传与中国古代监察官的选任

传统的“二十四史”中有19史载有《循吏列传》,有10史给酷吏列传。循吏和酷吏(特别是循吏)具有十分明显的群体个性特点,即刚正不阿、直言敢谏,博学多识、明于礼法,具有地方(或基层)任职的经历等,而这几个方面正是中国古代监察官选任的基本条件。因而,循吏、酷吏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二十四史”中《循吏》、《酷吏》两列传涉及人物约350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通过君主亲授、吏部铨选、台府辟署,或官员荐举等形式位至台谏,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循吏、酷吏,特别是循吏参与台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皇权的稳固、吏治的清明,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明代吏员的选拔

吏员是明代国家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其中关于吏员的选拔也颇多可再探讨处.为此,本文从佥充、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     

明重典治吏对反腐倡廉的法律启示

腐败消耗社会资源、降低政府工作效率.出于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及明太祖朱元璋的个人原因,明朝开国即实行重典治吏,终明之世,严刑峻法,严禁结党,其严厉程度冠历朝之首.明朝注重法律宣传充分发挥群众力量反腐的做法值得借鉴,当下的群众监督更是可以结合网络信息的传递手段进行.然明朝反腐人治色彩浓厚,是当下应该避免的.今天的反腐应在合理分权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进行,通过有针对性的刑罚手段科学反腐.     

唐代的检校官

从实履其任和假借官资两部分入手讨论唐代检校官的任用范围、任用性质和意义,可以看出实履其任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前,内外诸司五品以上的特殊任用形式一般称为检校,性质相当于试用和权摄,待遇略低于同品正官。假借官资的检校官盛行于至德以后的使府中,虽不职事,但可据以累计官资,获得章服、班序和薨卒辍朝等特权。     

论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官员诚信

一　　诚信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崇尚的一个基本美德。诚就是真实不欺 ,既不自欺 ,也不欺人。对自己 ,要真心实意地为善去恶 ,以诚立德 ;对他人 ,要开诚布公 ,真实无妄。信是五常之一 ,其含义包含诚实不欺 ,但主要是指在与他人交往中应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作为“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的诚信 ,不仅是普通人必备的基本德性 ,也是为官者安身立命的根本 ,因而是传统政治伦理体系中对官员行为的必然要求。这一政治道德规范在历史上对于约束各级官员的行为 ,协调权力阶层与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 ,曾经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诚然 ,现代社会与传统…     

财产申报制度:现实困境及其路径突破

虽然我国现在仍没有形成完备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构建势在必行.近年来,伴随着财产申报制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财产申报的政策性规定逐步趋于完备,各地实践为国内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构建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国外也有诸多可资借鉴的做法.然而,由于官员的认同度不高、法律的缺位以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等因素,财产申报制度的效果仍未能得以充分显现.鉴于当前严峻的反腐败形势,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步伐应在稳妥积极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在提高官员的认同度、健全相关法律以及完善配套制度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明代王翱铨选吏部

王翱一生历仕七朝,辅佐六帝.景泰四年(1453年),六十九岁的王翱接替何文渊为吏部尚书,辅佐同为吏部尚书的王直,第二年正式接管吏部.吏部尚书,作为六部长官之首,位高权重,王翱执掌吏部十余年,在任期间始终知人善任、奉公守法,与内阁首辅李贤,一内一外,共同辅佐英宗,使天顺一朝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