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于自我超越中拥有——论陶渊明对宋词的思想影响

幼年便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陶渊明,早年有着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所以,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就成了他前半生的人生追求。但陶渊明发现要想享受门第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就必须付出“心为形役”的代价。视官场为樊笼密网的陶渊明不愿屈从外物扭曲自我,毅然地返回田园。陶渊明爱惜名利而又看破名利、不喜贫穷而又安贫守拙的人生历程深深吸引并感化着宋代的词人。宋代词人们在词作中表现了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和对功名利禄的厌倦,而且陶渊明安贫知足、守拙养真的思想使多数本不贫穷的词人抑制了物欲的膨胀,也使部分贫穷的词人因之而畅享贫苦平生。通过这些自我超越的诗词,我们不仅可以懂得他们何以拥有了让世人无限向往的诗意的休闲生活,而且还可以获得休闲的真谛。     

我校学报吴国富副教授第二部专著《论陶渊明的中和》出版

我校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报编辑部吴国富副教授的学术论著《论陶渊明的中和》于2007年4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的第二部学术论著。《论陶渊明的中和》共25·5万字,该书改变了传统研究中用儒佛道思想解释陶渊明的做法,用散见于文化典籍中的“中和”思想来阐释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的思想精髓是“适中地把握生活以感受生活的和谐欢乐”,并全面探讨了陶渊明在中和的生活环境、中和的生存时光、中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和的艺术表现等方面的追求,在理论上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吴国富副教授致力于陶渊明及元代文学的研究,在《文…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     

李纲对陶渊明饮酒和咏菊诗的继承

陶渊明诗歌中饮酒与咏菊的尤其多,饮酒寄托了诗人愁闷的心绪和未解忧愁,而咏菊则体现了诗人归隐山林、悠然自得的潇洒情怀.李纲与陶渊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李纲借与陶渊明唱和,创作了不少和陶诗,这些和陶诗继承了陶渊明“饮酒”“咏菊”题材的诗歌内容与艺术形式,成为宋代陶渊明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论老庄哲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复杂思想成为历代学者争论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多数学者认为他主要是受儒家的影响。宋代儒学大家陆九渊声称:“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陶诗中就有“先师有遗训”一说,这“先师”当然不是别人,无疑是孔孟。但还有其他种种说法,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就说:“渊明之说者庄老”,一口认定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是受老庄哲学的影响;近代学者梁启超则说他是受佛教的影响,是一位“厌世的乐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白居易对宋代休闲词的思想影响

由于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思想意识传统以及词的文体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休闲词在宋代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宋代词人积极吸收白居易的休闲智慧,其休闲境界乃是在做自然之主人、社会之"闲人"、自我"心安"之人,即超脱自然、社会、自我的重重束缚后而获得的。宋代词人在白居易此种意义上的闲适诗影响下写出了大量寻求身心俱适俱安的休闲的词篇,由此我们不仅可以透视和领略宋代词人休闲的生活情趣,而且还可以获得对于人生和生活的"诗意"的审美享受。1     

宋代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别调

南宋初年,胡安国父子与陈渊就杨时墓志铭的写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便涉及到双方对陶渊明的不同认识:胡氏父子主张以陶渊明的高洁比附杨时之贤,陈渊则认为渊明去就随意、不合于义,与任事行义的时代精神不相吻合。在宋代的陶渊明接受史上,胡氏父子的推崇、认同是常调,而陈渊的批评、否定当属别调。对这一别调的探析,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陶渊明接受史,也有助于把握南渡士人的精神导向——"行义以达道"。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陶渊明与天人相适的心灵和乐

道家的心灵理论,偏重于“天”而不注重“人”,比较缺乏“人”的欢乐色彩；儒家的心灵状态,偏重于人为的“人”而不注重天然的“人”,所以缺乏发自天性的欢乐色彩。陶渊明注重天然的人的生活,所以能够跳出两种思想的局限,让心灵呈现出最佳的和乐状态。     

论陶渊明亦隐亦侠的双重人格

从人格认同的角度探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可以看到陶渊明的人格由隐士和侠客两部分构成。表面上看,这两种人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它们却可以在热爱自由和生性浪漫的个性上达成统一。把握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陶渊明诗歌内容的丰富性和统一性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靡王税”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解读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

陶渊明的生存存在着物质乃至精神的压力。田子泰自耕自食的居民点对陶渊明写作《桃花源记并诗》有启发。税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但王税异化为盘剥百姓的同义语时，没有存在的必要，陶渊明呼唤着“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王税”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王朝的更替没有意义。陶渊明并非晋室忠臣，因为晋室也有盘剥人民的“王税”，陶渊明呼唤没有王税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晋室的否定。     

《史记》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

《史记》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反复阅读的一种典籍。陶渊明反对暴秦统治,反对苛剥百姓,提出“桃花源”理想,这些与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政治倾向有很大关系。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陶渊明天师道信仰考辨

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天师道教兴盛的晋、宋之际,他的思想主流是儒家,但不可避免地杂糅了佛教、天师道的因素。受宗族、时代思潮、道俗交游的影响,陶渊明的确是信仰天师道的。     

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材料,对陶渊明<述酒>诗中的疑难诗句作出释证,并参证相关作品,论述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湖湘四记”简论

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宋范仲淹《岳阳楼记》以及现代沈从文《湘行散记》合称“湖湘四记”。它们植根于湖湘文化,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底蕴,是体现湖湘文化和中国意境美学的绝胜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