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寿序的新变及其意义

自明代中后期到清初,寿序创作日渐兴盛。遗民群体对其发展中出现的不良趋向予以针砭,并号召摒弃应酬积习,端正写作态度,取法明人特别是归有光之作,试图改弦易辙。他们在寿序中寄托易代之悲和故国之思,论列世道人心与学术词章,又借鉴其他文体的技法,破体为文,使寿序品格得以提高,表现功能得以扩大。两者形成合力,推动了寿序的新变,也成为清初文学思想演变的重要表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受其时古文创作观念的浸染,又与寿序写作对象的扩大及创作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     

清初文风“还醇”之典型个案———徐枋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论

以民族气节享誉于世的明遗民徐枋，在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在散文创作取向上，徐枋主张本六经之旨意、重史迁之笔法、求和平之风貌，并能将之深入贯彻到实践之中。徐枋散文创作与清初“经世致用”、淳净雅洁的文坛风尚是同步相应的，很好地体现了清初文风还醇的趋势，堪称为解读这一时段散文风尚的典型个案。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清初的东北流人及对东北文化发展的贡献

流人,是因罪而被徙者。东北气候酷寒,人烟稀少,所以清初统治者把这里作为流放地。清代流人中知识分子、文艺人才占一定比例。他们设馆授徒,教书育人,传播文化;他们不仅带来大量书籍,还亲自创作,留下许多诗集、文集;他们吟诗作赋,将文人雅士的诗社之风吹到了东北;他们创作剧本、上演戏剧,使苦寒之地响起动听的乐曲。流人的文化活动使东北也变成“说礼敦师之国矣”。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关于宋玉《舞赋》的问题 ,历来学者大多视其为伪托之作 ,认定其是对傅毅《舞赋》的“简节其词”。本文驳斥了这一观点 ,分别以对汉赋、傅毅赋的模仿创作方式的寻根溯源 ,对宋玉《舞赋》与傅毅《舞赋》的比较研究 ,以及对作为认定宋玉《舞赋》乃“伪托之作”的所谓铁证《艺文类聚》的可信度的质疑 ,来考证宋玉《舞赋》并非“伪托之作” ,而理应是宋玉亲作。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论晚清“世说体”小说的转向——以《宋艳》为例

尽管“世说体”在晚清已经逐渐走向没落,但《宋艳》作为其中明确可考的一部续仿之作对研究这一阶段“世说体”小说的发展依旧有着重要价值。《宋艳》与清初及清中期的“世说体”小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转向。首先是其创作动机由存史走向教化,其次是题材与体例上从有意模拟到力求创新,最后在审美旨趣上兼具主观实用性与客观消遣性。以上现象都体现出《宋艳》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亦进一步推动了“世说体”的新发展。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遗民群体与清初白居易诗的流行

清初诗坛对白居易诗不乏批评,但推崇之论亦不时可见,其中,遗民诗人的论调尤堪注意。他们倾慕白氏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白诗的流行。考察相关论说,不仅可以窥见白诗在清初传播的全貌,亦有助于认识遗民群体心态的演变以及清初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     

宋荦的创作历程与明清诗风之递嬗

康熙年间，宋荦为全国诗坛执牛耳者之一，对清初诗风的流变有较大的引导作用。他与明清之际的侯方域有密切关系，一个是明末文坛的风云人物，一个是清初诗坛的风雅总持。其创作过程更是与明清之际的文学风尚相始终，在明清之际诗歌史上亦堪称典型。结合其创作历程分析其与清初诗风之递嬗关系，对认识明清文学的演变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聊城文化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简

聊城文化中“孝”、“真”、“美”的元素,深深影响了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思亲爱国,表真情、说真话以及“惨淡经营”散文美的特点。从中我们既可看出地域文化与季羡林散文创作之勾联,也可了解其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的价值。     

哀伤的"北大荒"--吴兆骞边塞诗新论

“江东无我,卿当独秀!”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兆骞在诗社与友人汪琬同游时,引袁淑对谢庄的话而语汪琬,旁人为之惊骇侧目,而吴兆骞夷然不顾,其放诞高傲若此可见一斑。然吴兆骞确实有惊才绝艳,九岁便作《胆赋》数千言,见者惊异,其师计名见之嗟赏曰:“此子异时必有盛名。”清初诗坛领导人物吴梅村更是将其与华亭彭师度、宜兴陈维崧誉为“江左三凤凰”,足见吴兆骞少年时候便已极具才名。但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少年诗人,同样是一个直率得令人忧心的人,其师计名曾预言九岁的吴兆骞“然当不免于祸”。其在私塾学习时,见人所脱巾冠,辄窃取溺之,其师…     

明清山东新城王氏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与嬗变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跨越明清两朝,诗歌创作成就斐然,其文学进程在总体上可分为准备、初建、鼎盛、衰落四个阶段。在家族文学传统的构建中,族人的仕宦是文学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而家族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家法始变”,促使相对稳定的家族文学传统建立,并形成了独特的创作理念,激发了王士禛辈族人对诗文创作的热忱。王士禛在对家族文学资源的汲取与改造中,形成了自我诗文创作的特征,从而在清初的诗坛大放异彩。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元遗山言情词初探

元遗山虽以诗鸣世,但词的成就亦很高,尤其是他的言情词。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其言情词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一是深曲委婉,缠绵悱恻的相思离别之词;二是一些“缘事而发”、“即事名篇”,大胆讴歌纯洁爱情,深刻批判封建礼教的词;三是一些“言近旨远”、“寄慨遥深”之作;四是真挚动人的悼亡之作。词人以“亦雄浑,亦博大”的壮词为主,但也创作了如此之多的言情佳作,究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词人对情的极度的推崇,词人的叛逆精神和当时的形势所迫。     

论清初诗歌思想的特点

本文从社会政治情势的变动对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诗人创作态度、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的变化着眼 ,考察了清初诗歌思想的变化和特点。明清易代之际 ,社会激烈动荡 ,经世致用思潮高涨。创作队伍的主体是遗民诗人 ,反映社会现实、表现民族精神成为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 ,强调抒写真性情 ,主张发挥个性成为诗人们共同的追求。自明代中叶以来摹拟复古的风气和追求“幽深孤峭”的弊端得到矫正 ,诗歌理论与创作呈现丰富多样的形态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毗陵四家”与清初古文演变

康熙初年,常州董以宁、龚百药、邹祗谟、陈玉璂提倡古文之学,当时称为“毗陵四家”.“毗陵四家”以复兴荆川古文相号召,他们的文章观念也受到清初遗民李长祥的影响.他们提出文章经世、根柢六经的主张,追求醇厚雅洁的文章风格,对秦汉派和唐宋派采取折中的态度.陈玉璂是“毗陵四家”的核心人物,他在家中“学文堂”展开文学活动,促进了古文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古文创作的繁荣.康熙十年后陈玉璂将邵长蘅引为古文同志,继续阐扬古文之学.“清初三大家”的形成与“毗陵四家”的古文理论和文学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