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考(1887)

谢俊美编《翁同龢集》,收录国家图书馆藏《常熟翁氏家书》中的翁同龢家书,是研究翁同龢生平活动和晚清社会的重要资料,亦是全面研究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家书系年错讹颇多,文字释读亦有误处。选取国图藏光绪十三年翁同龢致翁斌孙家书系年有误者,重新释读、考证,请方家学者指正。     

翁同龢与实录圣训编纂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常态化的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的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甲午战争中的翁同龢与徐用仪

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的官位、声望、政治品性都远远高于徐用仪。甲午中日战争时,翁、徐二人同为军机大臣,参与机要,翁同龢是帝党主战派的代表,徐用仪是后党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在和战问题、割地问题和借款问题上,他们两人政见相左,多次＂动色相争＂。徐用仪被罢斥退出军机和总署,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翁同龢所为。大量的史实证明,虽然翁、徐二人政治倾向不同,但徐用仪被罢斥绝非翁同龢授意所为。翁同龢并非完人,徐用仪并非毫无是处。     

赫德与翁同龢

赫德为英国人。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晚清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均有重要关系。翁同龢先后授读同治帝、光绪帝,在晚清也举足轻重。随着时间的推移,翁对赫德愈来愈重视,赫德对翁也情有独钟,他们之间的关系与晚清政局的演变密不可分,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翁同龢古籍版本鉴定方法述略

身为两代帝师的翁同龢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收藏的书籍多为善本、珍籍。在长期的古籍收藏、鉴赏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版本学知识,熟谙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他对版本的鉴定主要依据书籍的形式特征、文字内容以及其它相关的资料,方法独到而又有创见。翁同龢之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学术修养、藏书实践以及与著名藏书家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杨葆光与翁同龢的交游与唱和

杨葆光和翁同龢都是清朝末年的有名文人,二人虽然地位悬殊,却有过密切的交往,并且留下了酬唱之作。研读两人的日记及诗作,可以还原当年的这段历史,并能印证二人日记的真实性。     

江南社会与翁同龢的乡居生活（1872-1874）

梳理翁同龢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立足于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无不留下他借助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故乡常熟多元化的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的身影与心影。赖以传统血缘、地缘和学缘基础之上,乡居期间的翁同龢为自身构建了一个集聚乡邦文人绅士的文化交往空间。     

《翁同龢》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诉求

从历史叙事面临的困境入手,探寻当前历史叙述回归理性的可能性途径,进而从重建历史人物的真实,营构历史情境的真实,回归真实的历史精神几个层面深入分析了潘小平长篇历史小说《翁同龢》之于当下历史写作的意义,并分析指出回归历史的真实性是历史言说走出困境的必由选择。     

从朝野反响看翁同龢开缺前的政治倾向

由于戊戌政变后康、梁在海外极力宣扬翁同龢积极"支持"变法,清廷也以翁曾"力陈变法,密荐康有为"为由将其革职,翁氏支持改革的新派形象由此得以树立,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仔细爬梳翁同龢开缺前后朝野的即时反响,可以发现,各界对其罢官原因的推测虽有不同,但几乎所有人都视翁同龢为守旧者。这种一新一旧的极端反差,并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事实上,翁氏在政变后被打入"康党"是各种力量政治斗争的产物;翁氏并非因支持康、梁变法而成为"康党",而是在被打成"康党"后变成"新派"人物的。翁同龢身上的"新"色彩是被强加上去的,带有鲜明的政争意味。     

左宗棠致潘祖荫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左宗棠致潘祖荫信札6通,此前未引起学界关注。 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四 年至六年(1878—1880)之间,反映出作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与京城士大夫代表的潘祖荫之间相互交流 的情形。 这些信札对研究晚清西北边务,对丰富完善《左宗棠全集》的内容,均有一定的价值。     

张祜第三次长安之行考述

笔者重辑史料,考察了晚唐诗人张祜第三次长安之行的时间,确定为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八月前到达长安,九年(835)十一月前离开,此次在长安至少逗留了五年左右.并对诗人行迹进行了考索,特别是甘露事变前后的形迹.     

吴大澂致盛昱信札考释

故宫博物院藏有吴大澂致盛昱信札5通.从时间上看,信札主要作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1885—1894);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交流金石鉴藏心得,很少涉及政务;从文献价值上看,对研究晚清金石收藏活动以及吴大澂与盛昱的交游,补充《吴愙斋年谱》等,均有一定的意义.     

“书牍”考

在中国,“书牍”,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从来都不是以“现代文学观念”的单一面相存在的,而是以游走于礼乐艺术传统、政治文化体制、现代文学观念之间的复合品性面世的。在不同历史时段里,尽管推进书牍创作、深化书牍理论、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着眼点及效用不尽一致;但都形成了一股相对集中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一些共时性的特征。在以上两方面的影响下,围绕书牍的个体评论、专书研究、结集出版诸活动,必然是整个社会文化结构的有机构成,也是各时段书牍发展态势的自然产物。     

张澜致吴芳吉信件考:兼考吴芳吉1928年前后的动向

1927年底至1928年张澜挽留吴芳吉的信件为我们考证吴芳吉在此期间的行程动向提供了直接史料,结合吴芳吉书信、《吴宓日记》、《吴宓书信集》等史料,可理清以下实事:1927年秋,吴芳吉开始任教国立成都大学,期间由于好友吴宓邀请赴京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他一度在当年年底辞职成大,计划1928年春携家人出川北上。但筹集不到全家出行的路费,加之时局动荡,吴芳吉的出川计划搁浅,从1928年初寒假归家到8月,他一直在江津,生计维艰。张澜的不懈努力最终使吴芳吉于1928年9月重返成都大学任教,直至1930年。吴芳吉计划出川但最终留任成都大学,其中的曲折展示他在此期间为衣食谋、为家庭委曲求全、为时局所困的艰难处境。     

朱筠致毕沅四札考释

在现存的资料中,有朱筠写给毕沅的书札四封,两封收录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笥河文稿》中,另一封收录在潘承厚所辑的《明清藏书家尺牍》中,还有一封收录在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中.通过对四封书札的考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朱筠与毕沅之关系,以及朱筠与其他友人及门人如王昶、陈宋赋、庄炘、钱坫、钱陈群、黄仲则等人之交游情况,亦可以进一步了解朱筠作为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为提携后进所做的努力.     

张羽“怀友诗”考论

张羽《怀友诗》23首,写于至正二十七年被困苏州之时,所记元明之际23个诗人,除很少几人外,多数湮没在元明之际的战乱之中。元诗在江南的终结和明诗在江南的开始,离开了这些湮没的诗人,其链接就不完整。他们遭际是元明诗过渡时期江南诗人命运的缩影,其生死存亡,亦可备一代之诗史。     

张耒外祖李宗易官履考略

李宗易是"苏门学士"张耒的外祖父,在传世文献中,有关他的官履记载十分零散、驳杂,脱漏不详,甚有以讹传讹之弊,这给我们对该人物的综合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由此,以史、集文献为根本,对李宗易的官履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人物解题"、"别集"之外,我们尤不能忽略"方志"、"史料笔记"等文献的巨大作用,另外,"清要"这样的重大线索同样是解题之匙。     

辛亥西昌张耀堂起义史实考论

受四川保路运动影响，辛亥年西昌爆发了张耀堂起义。百余年来，此事件在相关文献中的记载存在诸多疑点。经考证， 起义领导人张耀堂以字行①，名国政，为地方团练团首和秘密会社太阳会首领。章仪庆避讳改名章庆，在署理西昌知县前后的 评价存在极大争议。通过初步分析起义原因，认为章庆之死有其个人原因，但更多的是时势的因素；章庆虽处事铁腕，镇压民 众起义毫不手软，但对百姓生计颇为关心，横征暴敛的贪官形象当为革命党夸大了的舆论宣传手段。     

张三丰出生地考

元明之际的道教大师张三丰是一位著名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出生地、历来就有多种说法。作者赞同《明史》所说“辽东懿州人。”大量文献和考古文物证明,这是正确的。辽、金、元懿州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乡,而不是在彰武西南。道教羽士那种孤云野鹤、栖无定所到处为家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张三丰出生地有多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