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

礼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周代五礼的形成,标志着礼的日益体系化、完备化。五礼是指嘉礼、宾礼、凶礼、军礼和祭礼五个基本方面,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诗与礼乐相结合,共同为培养贵族社会所需要的君子人格服务,《诗》成为宣传礼乐制度的重要手段。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关雎》本义

《关雎》"刺诗说""美诗说""祭祀诗说""婚姻诗说"均不符合诗篇本旨,"爱情诗说"虽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出《关雎》之义,但并不全面。《关雎》一诗在男女爱恋的表层下还蕴含着"克己复礼"的礼乐文化内涵,同时被广泛应用于周代各类礼乐文化活动之中,这是其仪式乐歌属性具备强大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先秦诸子之前“中和”观考释

夏代之前,"中"大致既与方位空间相关,暗中关联到夏代宫室结构与王权意识,也与中分、对称的意识相关,可能与住宅建筑、工具制造中的对称均衡原则暗合。而"和"可能主要表现为音乐演奏中不同乐器的谐和,这种谐和的形式犹未完全脱离巫风,可能亦含有"和天地人神"之意义。到了商代,"中和"之观念既包含了殷商之人彻地通天的意识,也表现了为求通天(含颂神之义)而进行的有秩序的乐舞活动。伴随周代礼乐制度的成熟同步生成、发展的礼乐教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和"在夏商两代所具有的具象性和神秘主义特质,从而使之包含了更丰富、更具抽象概括性且更加明晰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美学内涵。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为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正是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方式的重要变革。     

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文学观念也发生着急剧变化。卫武公的自警和尹吉甫的作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在西周末春秋初,文学的社会功用正悄然转变。曾在礼乐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诗》、《书》等传统文学,已经不再仅仅是礼乐教化的组成部分,而逐步演变为统治者实现个人政治目的或塑造个人道德形象的手段,甚至变成了阿谀奉承、粉饰太平的工具,文学有了脱离礼乐制度而独立的倾向。春秋中叶士人登上历史舞台,在批判天命观和天道观的基础上出现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不朽"的价值观,将"集体行为史观"改换成了"个体行为观",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个体的现实行为上来,人们可以通过立言来实现自身的不朽,这便为文学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到了春秋后期,士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日益突显,"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们抗衡世卿世禄的法宝,而"礼"与"德"相配合,成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的表征,以诗为代表的文学俨然成为具有全方位社会功能的价值实体,成为士人们借以安身立命的重要场域,于是,一个真正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活动从此揭开了序幕。     

《诗经》、汉乐府弃妇诗发微

《诗经》、汉乐府中有一些以弃妇为题材的作品 ,通常称之为弃妇诗。弃妇被休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还是男子的喜新厌旧和女子没有子嗣。而造成弃妇悲剧的根源则在于男权文化背景下的男尊女卑、夫妻地位不平等以及传宗接代思想等等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诗经》弃妇诗分类考述

考察《诗经》中11首疑似弃妇诗,可将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氓》《邶风.谷风》《中谷有蓷》《白华》以及《江有汜》,这五首作品都或详或简地反映了夫妻关系,都有妇人被弃的描写,应属可以确定的弃妇之作;二是《遵大路》《日月》《终风》《我行其野》《小雅.谷风》诸诗,从文本、后世评论和相关史实诸方面看,都不尽符合已婚或离开夫家这两个构成弃妇的基本条件,甚至所写本非弃妇事件,故均不宜列入弃妇诗之列。三是《邶风.柏舟》,因主"不得于其夫"和"仁而不遇"之两种观点均来源甚早,且从史实和文本上较难寻觅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确证,故权且将之视为"是非得失未易决"的多义之作。     

《风》《骚》"弃妇情结"探论--以《氓》、《谷风》、《柏舟》与《离骚》为中心

<诗经·国风>开创了比兴传统,其中"以男女喻君臣"的表现"弃妇情结"的抒写传统,堪称"风景这边独好",深受后世悲士与逐臣之青睐.屈原首沾其溉,他于<国风>传统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将"弃妇情结"之抒写传统更为自觉而广泛地运用于<离骚>等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抒发诗人怀才不遇的悲士情怀,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抒写模式.<风><骚>"弃妇情结"抒写传统前后相续,同中有异.在表现手法、托寓寄情、意志情感、心理刻画、结构安排、形象塑造、情景结合、语言描写等方面,<风><骚>均呈现出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由实而虚等明显不同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这正是屈原继承并发扬<诗经>比兴传统,使其诗歌艺术思维产生巨大飞跃的可喜之处.由<风><骚>所形成的中国文学"弃妇情结"的表现传统,开启了后世悲士不遇文学主题之新径.     

论唐代诗歌的“幽怨情结”

唐代诗歌中表现妇女“幽怨情结”的诗作很多,从其表现内容的细微差别以及作者的身份来分析,这类诗作大致可分为闺情诗、宫怨诗、弃妇诗三类。诗中妇女哀怨凄婉的眼神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爱之火焰,是反抗礼教追求个人幸福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