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妇女篇)——以广西大新县德天村为例

中越边境的跨国通婚十分普遍.本文以这些特殊家庭中嫁入中国的越南妇女为研究对象,她们没有中国国籍、户籍,作为中国家庭的重要成员,她们在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并导致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功能无法正常发挥.她们的处境给家庭成员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有必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这些越南妇女的国籍问题,并采取其他相应措施改善她们的生存条件.     

在场与悬置:跨境婚姻实践逻辑与现实困境——以云南富宁田蓬镇跨境婚姻为研究个案

本研究以滇越跨境婚姻为研究个案,通过实地走访边民、当事人、基层工作人员,查阅相关资料等途径,对当前跨境婚姻的特征与趋势、产生的动因、所面临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近年跨境婚姻呈上升趋势,跨境婚姻当事人及婚姻状态均具有“非法性”特征;边民社区跨境婚姻是历史惯习及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跨境婚姻当事人及家庭面临着生存空间有限、子女成长形势严峻、社会保障难以获取等生存性困境,同时基层工作者也面临着如何规制“非法”状态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的制度困境。如何使跨境婚姻合法化,在依法治理与保障跨境婚姻正当权益进而促进边疆稳定发展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边疆社区治理中亟待破解的难题,其最终结果取决于这一场域中各方行动者相互博弈所采取的行动策略。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新探——以广西龙州武德乡布侬三屯为例

中越边民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往来中,形成了独特的跨国婚姻模式.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涌人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给中越边境地区传统的跨国婚姻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基于此,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前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模式进行探析,把握其现状和特征,以期为中越边境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提供...     

例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兼论"无国籍女人"的身份

中越边境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两国关系得到改善以来,中国与越南毗邻村屯边民之间缔结的跨国婚姻数量呈快速上升的态势,越来越多的越南妇女嫁入到中国家庭。本文着力探讨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建立的基础,同时关注这些嫁入中国家庭并生育子女的越南妇女的处境。由于制度等各种条件限制,她们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最终沦为尴尬的无国籍女人,这对中越边境社会的稳定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

本文通过阐述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现状,从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中存在的婚姻家庭、身份认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了中越跨国婚姻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态势,认为在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中应建立科学的决策和执法机制、加强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及构筑坚不可摧的制度屏障.因此,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做出相应调适,使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治理常态化和长效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生境、情感与边民社会网络:中越跨国婚姻研究实践与反思——以云南马关县金厂村为例

跨国婚姻作为历史上一种边境地区人群的常态化通婚形式,因民族国家边界管理方式的存在而演变成为边境地区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大陆学者在跨国婚姻的动因、身份困境与管理机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但仍未能形成一种具有社会文化整体观观照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将边地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外学术界关于跨国婚姻的研究及边地社会整体性的社会网络纳入到综合讨论之中,因此显示出了个案研究丰富,而研究深度、广度稍显不足的状况。所以,我们需要结合实证研究,综合三种研究视角推进跨国婚姻研究。     

中越边境苗族中学生流失原因及对策初探——基于云南省马关县A镇的调查

中越边境县中学生流失现象相当严重。马关县A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苗族中学生流失率高达11.3%,苗族女生流失更为突出。除传统教育观念落后外,跨境婚及由此带来的早婚早育氛围、时间成本、交流障碍、教师魅力、踩花山负面影响等也是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流失率高的主要原因。     

中越边境乡村都市化的实践与反思——以东兴河洲村为例

通过对中越边境东兴河洲村乡村都市化的实践进行描述,认为边境乡村都市化应充分发掘边境地区边贸、旅游、生态等方面潜力,以政府层面沿边城镇带建设规划为依托,借力国家战略发展契机,走特色城镇发展道路,才能有效发挥边境优势,促进边境地区乡村都市化可持续发展,从而有效回应边民现实需求与国家边疆发展战略.     

跨境谋生:现象与策略——以广西那坡县那孟屯中越边民跨国谋生个案为例

中国西南边疆有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特点,跨国族群之间借助地缘的便利,持续着亲密的血缘、亲缘交往,从而塑造了两国边民之间特殊的共享社会资源、和睦共处的生动画面。以那坡县那孟屯边民跨境谋生个案为例,以文化策略为视角,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不同时代边民的谋生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此探讨边民如何借助身边有限的文化资源,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升为一种文化策略的发生,最后演化为传统知识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文化旅游带的开发

介绍了中越边境跨境民族文化旅游带的概况,深入分析和论证了对该文化旅游带进行合作开发的重要意义、可行性以及开发策略。认为在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应该拓宽中越两国旅游合作的视野,以跨境民族文化为切入点,对中越边境的跨境民族文化旅游带进行整合开发。     

边境土司社会跨境互动与国家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与越南接壤.龙州县域土司社会的跨境互动是常态体现:土司与越南豪强出境寻求庇护,越南朝贡和土司阻贡,土司与越南的疆土纠纷,土司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土司与土民的国家认同在跨境互动中自主地表达了出来.在跨境互动和国家认同关系中,宗藩互动培育国家认同,跨境冲突强化国家认同.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择偶途径研究——以云南陇川县为例

跨国婚姻在中缅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基于民族的社会结构特征,中缅跨国婚姻的择偶途径包括了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这些途径充分说明个体的社会行为与相应的族群和地域特征相匹配,也进一步表现出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多为边民日常交往的结果。那么,跨国婚姻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凸显的问题应多从“主位”的视角寻求更具实践性的解决途径。     

中越边境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以云南地西北边民互市点为例

当前中越边境沿线的边民互市点,超越了简单的经济和集市范畴,具有广泛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内含。搞好边民互市点的建设和管理,对促进我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族群互动、增强国家认同、维护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基于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视角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制度起点可以追溯到以免税为特征的边民互市贸易和以保税为特征的保税区.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应定位于为边境贸易提供便利的跨境商贸区,实现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自贸区,以及促进产业集聚的国内开发区.短期内,应借鉴霍尔果斯“前店后厂”模式,先期建成具有免税性质的跨境商贸中心,在中方一侧建设工业配套中心作为支撑;长期内,应同东盟签订自贸区升级版的试行版,建设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跨境工业区;路径上,可借鉴我国海外经贸合作区以知名龙头企业为开发业主的工业地产PPP模式.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牛皮鼓”在苗族丧葬仪式中的人类学阐释——以中越边境草果湾苗族村为例

苗族丧葬仪式是其人生过渡仪式的重要阶段,在整个丧葬仪式里,牛皮鼓作为其特殊的符号自始至终都贯穿前后。通过对"牛皮鼓"的文化建构,基于其作为丧葬仪式的核心地位,"牛皮鼓"这一介质致使亡者达到身份结构的另一层转变,在此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参与仪式客属的共同祖先记忆,也正是通过这种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记忆,族群认同与聚合才得以维系。     

中法战争与中越边境地区的近代化契机——以近代滇越、桂越边境贸易和交通变迁比较为例

中法战争作为一种突变性因素,使中越边境地区突破了传统的近代化由"沿海-内陆"发展递进的规律,成为滇、桂两省最早感受到近代化气息的地区.中法战争的产物--滇越铁路客观上造成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并由此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序幕,而近代广西边境贸易的缓慢历程正说明没有现代交通运力技术的移植和使用,导致了近代桂越边境贸易"外部动力缺乏,内部动力先天不足"的局面.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法战争带给了云南和广西近代化发展的契机.     

边境治理中跨国婚姻移民的身份重建——基于广西中越边境市县的调查

对广西边境8县48村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治理技术的精细化凸显出跨国婚姻移民身份缺失的矛盾;尽管这个群体渴望中国国籍,但在现行法律政策下只能通过补办护照、婚姻登记以及团聚签证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边境三市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以来广西涉越婚姻登记人数骤增,这与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馆受理补办护照业务密切相关,中越两国合作共治取得显著成效;政府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合法化的主导力量,但多元主体的参与依然重要,这个群体强烈的办证需求催生民间代理人,东兴外国人服务中心在护照代办中发挥积极作用,社工机构成为涉越婚姻登记政策宣传的生力军;专项治理是促进跨国婚姻移民身份重建的可行方向,须明确公安、民政、财政等部门的职责。